感怀

 

      行色匆匆又一秋,
      灯火阑珊独登楼。
      情多惟恐风吹尽,
      冷雨纷披在心头。
      回首真堪如梦幻,
      人非金石复何求。
      天山远去貂裘敝,
      只身容与往沧洲。

       8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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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

 

      忽然想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一日,有两个和尚在河边,遇一女子。老和尚背了女子过河。行远后,小和尚还念念不忘,以为师傅犯戒。老和尚回答说:我已放下了,你还没放下吗?
      何以此刻脑海里冒出这典故呢?或者也是有来由的一种暗示的结果?不知是什么因由,近来如麻心绪,渐渐少了缠绕——好多可以看见的烦恼,好多无法明言的情结,这么多年来始终“剪不断理还乱”,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如今,大约是因为慢慢觉得气馁——也好像是因为无力再担当什么,不想剪,也不想理了。
      很庆幸,时间的洗刷,让我渐渐少了气力,但也渐渐有了觉悟。不敢说已经练就了老和尚的功力,但至少,不再有小和尚那样幼稚的困惑了。
      既然“过了河”,能放下的就放下吧。诗云:“花须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折花的念头,真是折磨人,其实,让花开在枝头,落在枝头,或是任由喜欢它的人折去,都没什么不好——这也是喜欢它的另一种姿态吧。
      那么,改一下:
      花须堪折可不折,
      花落枝头亦不悲。

                       8月11日,时有小雨,早晚微有凉意。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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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写七夕的诗词,首先想到的,是秦少游的《鹊桥仙》。“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写得何其好,相聚的欢娱,分别的沉痛,字字如锥刺血,读来痛心。
       在秦少游之前,苏东坡也写过一首《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 》,读过的人大约不多。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呆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   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我读东坡的词,心意更加相通。人生浮沉,遇合无端,人非草木,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就有了遏止不住的一段感情。“相逢一醉是前缘”,可惜,有时候,是仅仅相逢而已吧,并非都有一醉的机会,更遑论“金风玉露”了。
      世人都说东坡旷达,其实隐在其后的,是忧伤,所求未遂的忧伤,以及忧伤背后的孤独。“举手谢、时人欲去”,这样的景象让人伤感,却也不算凄凉——飘然而去之际,不忘挥手道一声别,这在离去的人,似乎还是有一些不舍吧。

                                                  今夜七夕,且立秋,草此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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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只应天上有

 

     我从不唱歌。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大概不多。明明觉得曲调很好听,心里也想跟着哼哼,可嘴里就是唱不出声调来。
    好在这没有影响我对歌声的喜爱。谈不上迷恋,只是喜爱。
    有些歌声真是好听,婉转悠扬,动人心魄,余音确实称得上绕梁三日而不能散。而有些唱歌的人,有些唱歌的情境,更让人过后不能忘。比如,我幼年的记忆已经不存,但我知道,祖母是给我唱过摇篮曲的。长大以后,我曾问祖母当年唱的什么,她笑了,说只是哼着哄我睡觉。
    可我无端地认定,她当年是唱着词的。
    歌声的美妙,是在于传递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怀。歌声飘入耳帘,便如月光倾泻大地,如母亲抚拍婴儿,如目光凝视恋人,如爱人依偎拥抱,如风拂柳,如雨润尘。
    对于寒冷的人,歌声是可以取暖的;对于受伤的人,歌声是可以止疼的。
    唱歌还有很神奇的地方。比如结巴,说话不利索,可唱起歌来却可以不打磕碰;又比如山野里不识字的村妇,从无师从,全凭天赋,歌声却如百灵鸟一般动听,歌词更无雕饰,却天籁一般植进人心。
    小时候,我见过一个瞎子,他来村里给大家算命。天晚,回不去,就借住在我家里。晚饭后,来凑热闹的村人都散去了,他便一人拉起二胡,坐在床前兀自唱歌。油灯衬着他的脸,他那双紧闭而深陷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衬托下,显得有些诡异,仿佛幽深不可测。而他的表情是陶醉的。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歌,至今犹记他压低了的嗓音的苍凉,一把二胡则拉得如泣如诉。一个瞎子,流浪四方,总不免有很多辛酸吧。
    晚上,他把二胡挂在墙上。我看着二胡以及二胡的影子,觉得墙壁上,仿佛也发出轻微的叹息般的歌声。
   《诗经》说:“言之不足,歌之咏之;歌咏之不足,舞之蹈之”;李渔还补充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是这样的吧,很多时候,惟有歌声,才能表达我们的心声。祖母也好,算命的瞎子也好,他们一辈子也许就唱过那样的几首歌,可我相信,他们唱的,是他们的心。
    这样说起来,我不会唱歌,未免有些悲哀了。不能舞蹈,不能歌咏,那么,反过来,只好言之以补不足吗?亦或,我的心中,就如瞎子的那把挂在墙壁的二胡,旁人以为没有声息,而其实是有过歌声的?
    有时想想,歌声真是生活或者说生存不可或缺的背景。会唱歌的人是多么幸福啊,而如果有人曾经在你的耳畔为你歌唱,那又该是世界上何等美丽的声音?
    有哪一天,有谁,也能为我歌一曲吗?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可惜杯酒也往往无处喝,无人一起喝。
     对于我来说,那样的歌声,真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吧。

                  2008年7月。这个夏天是如此忙乱而孤寂,且将漫长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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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那一年

 

今天是唐山地震32周年,贴一篇两年前的旧文。

  一

    今天,唐山大地震30周年。
    30年前的这一天凌晨,一个活泼泼的城市沦为人间炼狱;24万多人,或者更多的人,一同遭遇灭顶之灾,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死亡数字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次大灾难。
 
  二
 
    那一年很多个人的事情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如今,只要提起1976,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几个高高在上的人的死亡,以及这个至少造成24万人死亡的大地震。
    斯时,我远在南方一个小村子里,无忧无虑的生活着。但地震的“余波”很快传过来,家家都开始搭建防震棚。祖父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家里就我和祖母两人。防震棚不知如何搭法,情急之下,我和祖母直接搬进了小院子西侧一间低矮的柴房。是觉得房子矮,便倒塌了也无大碍,且用柴火堆在墙壁四周,这样墙倒了也不会朝里面压过来。
    记得并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点兴奋。宣传单上说,地震前,动物有各种前兆,于是,我没事的时候,会屋前屋后转转,看鸡上没上树,看池塘里有没有鱼往水面跳。甚至晚上在桌子上放满满一碗水,第二天早上看水有没有因为倾斜洒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在那间低矮的柴屋里睡觉。冬天到了,小柴屋里很暖和。一天早晨,我打开门,看到大雪铺满了院子。雪堆在门前,齐我的膝盖高,我和祖母简直连小柴屋都出不去了。
    那一年江淮平原的那场雪,格外的大。
 
  三
 
     邻村有位王奶奶,是个五保户。我小时候最怕她。祖母吓唬我,说她专门吃小孩子。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住在村头一处孤独的破旧房子里,倒养了不少鸡和鸭子,还有一头猪。
     村里人都在忙着防震时,她开始忙着宰杀那些养肥了的牲畜。她是想,有一天真的地震了,自己一死,没吃上这些辛苦养活的东西,不是吃大亏了吗?所以,本来打算养着过年的,那几个月,渐次都被她吃光了。
     眼看就到了年关,大地却是纹丝不动,而她家里食物已经一丝不剩。这下她着了慌。听说她到处找人质问:我家里东西都吃完了,怎么还不地震?往下我吃什么呢?
     没有人听她的埋怨吧。难道可以埋怨没有再一次大地震吗?可是,这位孤苦的老妇人,她相信马上就要地震难道是她自己的错么?
     还想起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到贵州铜仁,在当地山上看到一座烈士纪念碑。看碑文知道,是有17名干部响应“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习后,绕道唐山,不想到达当天夜里就遭遇覆顶之灾,永远没有回来。
     当时,我觉得把这17人算作烈士,简直有点胡闹。
     现在我改变看法了。我觉得,他们享受烈士的称号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是经由时代的安排,毫无知觉地就赴了难。如果王奶奶那一年没有挺过去,连王奶奶都可以是烈士吧。
     24万人,或者更多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壮烈而亡,皆是烈士。
 
   四
 
     据说,当年有这样一篇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里挖出一位老人时,这位虚弱的老人第一句话是:“XXX他老人家还好吗?”
     不知道这传闻是否确实。我并无兴趣去翻检当年的报纸核实。在我,愿意相信这位善良的老人,怀着朴素的感情,真是这么说了的。
     果真有这样一篇报道,应该进入中国新闻史的吧。一个人,一个民族,灵魂可以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篇报道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只是,这位老人也许没有想到,他身陷“地裂”还挂念的“他老人家”,一个多月之后,也终于“天崩”了。
     在封建时代,但凡遇地震或者大天灾,身为天子,总要下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垂怜下界。当然是装模作样的,可毕竟是给了个说法。不知道,在“他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这场恐怖的大地震是否也震动了他那颗无所顾忌的心灵?
     他是否想过,难道不应该有人对24万或者更多的生灵的毁灭负责吗?或者,哪怕只是向这些亡灵道一声歉?
     不然的话,24万人,或者更多的人,他们如何安息?
 
   五

     总结起来,1976年——
     是以死亡结束死亡,是以灾难结束灾难。
     是以几个人的正常死亡,结束了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以一个城市的空前灾难,结束了一个国家的空前灾难。
     这一年,揆之历史,都可以算做一道伟大的悲壮的分水岭吧。

                                                        2006年7月28日
                              
注:2006年7月24日《贵州都市报》有篇名为《贵州铜仁参观团在唐山恰逢地震232人罹难》的报道,相关内容如下。
 
   唐山地震发生的12天前的7月16日,为了学习和普及大寨的农业经验,铜仁地委决定组成由地委副书记张仁龙、地革委副主任渠德臣为正副团长,包括各相关部委负责人、4个县区领导、农村公社支书、优秀知青代表在内的267人参观团,奔赴山西大寨、河北沙石峪、遵化等地考察学习。
    铜仁代表团在参观完大寨,并在石家庄休整了两天后,于7月27日下午5时左右赶到了唐山市。当晚,250人的参观团就住进了距离唐山火车站仅500米左右的唐山市商业服务大楼。那个晚上,整栋大楼里共住了大约750人左右。
    报道导语称,267人组成的贵州铜仁的参观团,共有232人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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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马未都先生另举一例

 

     关于李白《静夜思》中的“床”是否指“马扎”的争论,似乎已经消停了。我原以为这是不必当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事情,不想近日身边还有朋友不时说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都以为马未都先生发明的“马扎”,改变了“床”的历史,改变了他们一个常识上的错误——原来,他们此前都以为,李白是躺在床上看月亮的。
     看来电视的功能真是不可小觑,无论在上面说点什么就都有人信以为真。虽然,“马扎说”出台之后,很快就有专家在报刊写文章加以驳斥,却没有几个读者认真去看的了,“马扎”一时扎进了不少人的心坎里。
     马未都先生在电视上讲收藏时,我因为没有银子收藏过什么,所以,没有兴趣当他的“马扎”。可我听了他的第一讲。是身边一位同事,把单位里的电视调到那个频道,执意让我看看的。就在这第一讲上,马未都先生和盘托出这个后来轰动的说法——李白《静夜思》中的“床”,是指“马扎”。我当时就不禁笑出声来,还和同事开玩笑——他应该顺带说出,他收藏的马扎,其实就是李白写诗时坐过的那一把。
     印象里,第二天,就有报纸质疑离奇的“马扎”论。我当时还大惊小怪,以为这是小题大做——因为,我认定这是马先生讲座出的一个硬伤,应该宽容对待,毕竟,他是搞收藏的,许是对古诗不熟。但马先生随后的反应很出我的意料。他不但坚持己见,似乎还对批评反对的声音嗤之以鼻。
     这不是学术的态度。至少就我所见,扬之水女士为之正谬的文字,是值得马先生重新思考“床”的真正含义的。扬之水女士以方物考据在学界著称,她的文章句句有来历,并非如某些门外汉信口开河。学问之事,哪里是可以逞一时嘴舌之快的呢。

      马先生其实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释“床”为“马扎”,是基于不少现代人对古诗中“床”的误读。
     可也并没有什么权威的版本,说李白诗中的“床”,就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床啊。
     我查了查手边的唐诗或李诗选本,包括教科书,要么不加注解,要么明确无误地注释为“井上围栏”。这才是大家都应该了解的常识。我很想知道,马先生提出“马扎说”的时候,知道床还有这一释项吗?
    最权威的《辞源》、《辞海》,对“床”指“井上围栏”都有同样的释义,所引出处为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银作床,是指汉白玉一类的石头砌起的井台。稍读古诗的人都知道,“银床’的意象,即“井上围栏”的意象,很是常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有“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句;他另一首《洗脚亭》诗,有“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句;而王维《郑果州相过》诗,有“床前磨镜客,树下灌园人”句;李贺《后园凿井歌》也说:“井上辘轳床上转”。这些诗里,“床”指井上围栏,压根儿就不需要注解了。马先生不会以为,这些诗中,是一张马扎接一张马扎吧。
     把《静夜思》和上述诗句稍微比对,还可以发现,不仅意象相同,而且意境仿佛。“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简直像在同一个地方做出来的诗,都是以月色为霜,而以井栏为床的。
      为了说明自己的发现并非孤例,记得马先生在电视里还拉来李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句作为“陪练”。抱歉得很,这里的床——还是井上围栏。你想,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绕着马扎怎么转得开呢?是在院子里绕着水井转啊。
      至于床在发展过程中,还有种种其他的形态,譬如胡床,譬如“床头捉刀人”的“床”,此是另外的话题,且不论。

     古语云,有水井处皆思乡。井,往往是家的代名词。所谓背井离乡,看见他乡的井,自然会忆起远方的家。
     不消说李白《静夜思》正是一首思乡诗。深夜,月亮映在水井里,月光倾泻在院子里,诗人独坐,能不起思乡之情?也只有在院子里,才可以举头望明月啊。倘若不是水井而是马扎,这首诗的味道难免要大大削减了。
     真真不解风情。
     顺便要说的是,曾有学者考证李白《静夜思》一诗作于客居金陵小长干时,当时诗人借住在小长干的瓦棺寺。而据《景定建康志》卷16云“小长干在瓦棺南巷”,卷19则云“三井在瓦棺寺后”。这样的考证委实见功夫,但我也是很不赞同,以为有拉诗歌“对号入座”的嫌疑。写诗的地方有井,或许不假;那写诗的地方有马扎,不是更有可能吗?

     李白诗中的“床”,无关马扎,殆无疑义。
     如果马先生非得坚持“马扎说”,很希望他能再举出别的令人信服的例。
     最后,想表达一个天真的愿望,是,倘若有一天,马先生愿意放下“马扎”,拾起“围栏”,是不是该和广大观众重新解释一下呢?收藏都有打眼的时候,就当又打了一次眼吧。
     得罪得罪。
   
                                                                                  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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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两小时

 

     昨晚,忙乱了多半天之后,到了将近十点,活儿差不多都落听了,得空往几位熟识的朋友的博客上看看。
     挨个点击,先是进一家最近被关闭的网站,看解禁没有。依然什么也看不到。这家小网站,背后的老板很有钱,但似乎政治上还没有什么地位,所以,自己名下的网站居然被人封了个严严实实。在页面上,有一则很有意思的声明:

     因极个别网友缺乏自律,在某某博客中发布了敏感信息,与舆论要求不符,导致某某网暂时被关闭,我们正在按程序申请解禁。
     ……
    同时,请大家从爱护某某网的愿望出发,特别在奥运期间,谨慎发言,严禁发布违法信息。

     不禁莞尔。这声名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不在“特别”期间的话,这里是可以不谨慎发言,是可以发布违法信息的了。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接着看L兄的。他最新的一篇名为《休博几天》。一看才知道,他也遭遇了我前些日在另一个网站的遭遇,上一篇博客,被那家网站管理员删除了。他打算暂时搁笔。和我一样,他对以后可以写什么很困惑:

    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呀?内容是我20日离开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所见所闻的日记而已,不知何故怎么就没有了。我一下想到我报社一哥们,他的博客文章也被删除掉好几篇,以至于他将自己的博客搬家到另一家博客上了。

    “报社一哥们”指的就是我。没想到有我做前车之鉴,他的“车”还是被收缴封存了。我只好在他博客里留言安慰他,劝他顾全大局。牺牲我一个,和谐全社会吧。
  
    再接下来,看C的博客。C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我最喜欢看她扯闲篇了,貌似没正经,可刀刀见血。她19号写了一篇《娱乐》,分成若干则,实在太好玩了。未经她同意,抄上第一则——想来她会同意的:

     今天开始北京的汽车限单双号,报纸上说单号的汽车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前赶回。我读着这条消息就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想到一到12点单号车就都变成南瓜了,甚至比南瓜还要糟,我想象那是多么仓惶的一个时刻啊!所以尽管我是双号的车,我也吓得飞快地回家了——支持奥运嘛!
    另外我还想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北京市民上街也加以限制,也要分单双号(以身份证为准),不然街上人总是那么多,听说地铁和公共汽车都挤得跟码好的饺子和没码好的比萨饼一样了。想想真是可怕。人为什么就不限单双号呢?还有,我的车是双号,我的人是单号,这么着我是不是奥运期间哪天都不能上街了呢?

    这就是她一贯的风格和觉悟。每遇大事,都急政府之所急,并积极献计献策。人也应该分单双号,我觉得她提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建议。很智慧,也很实用。好兵帅克的智慧,也不过如此了。
    还打算再往下看,这时得到电话,被我派到首都体育馆排队买票现场采访的记者,采访任务完成,忽然犯葛,说要留下来买票。我不好劝阻他的热情。可想到他一夜将露宿体育馆外,还是于心不忍。于是下楼给他买了点水和干粮,打算早点下班,给他送去。
    大约十点半出了办公楼。刚到楼下,巧的是,接到了L兄从广州打来的电话。他今天中午要从广州飞回北京,这就又面临一个老问题——除非闭着眼睛,不然的话,他还得对机场安检有所见闻——一个长住北京的心地善良的彪形大汉,一个全国知名的摄影家,一个除了随身总背着照相机其他作案工具都不熟悉的人,竟然对回北京有点发憷了——和他通话的当口,我身边的街道旁,就站着一个个值勤的人。
    大约11点,我来到首都体育馆。一眼望去,人群蛹动,声音嘈杂。一个警察正手持喇叭,站在检票口前的栏杆上,“46号”,“47号”,高声叫喊。看来,刚开始叫号——而这些号码,据说,是观众“自发”的。
     我给那个嘎小子打电话,偏偏他手机没了电。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希图发现他的踪影,却是一无所获。入夜,天气犹热,我的腰伤实在不敢过于折腾,只好在外围找个地方歇息。我旁边是一对母女,女孩子大概是高中生,聊了几句,知道她们是上午就来了的,所以领到了400号。虽然差不多了一天了,小女孩依旧精神饱满,很是兴奋。闲聊的当口,无意间竟然在隔离带一侧,看到那个嘎小子的身影。于是,把水和干粮交给他,起身往家走。
    往西,转过白石桥立交桥,再往南,上了首体南路,一切就都“正常”了。甚至显得比往日还要安静些。不知情的人,谁能想到,好几千人,此刻正聚集在不远处,为一张两张的奥运门票而通宵达旦继以达旦通宵呢。
    而在奥体中心守侯的记者,此时发来短信,说那里早就超过5000人马了。局面很可怖。
    12点,回到家。开了空调,准备睡个凉觉。又有短信来——一位可尊敬的同事,看零点新闻,怕我漏稿,殷勤地转告我,有6辆转播车,正从天津出发,沿着京津高速往北京开,凌晨4点将到达鸟巢。
    我理解,庞大的转播车车队半夜进京,就是为了避开扰民。但它们却没能避开一双双追踪的眼睛。
    天热,奥运热,人也跟着发热了。
    该吃几粒仁丹了啊。 
    躺在床上,照例无眠。无端地就想起一句不相干的诗句——
    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
 
                                                          7月25日中午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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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曼德拉先生90岁了

 

      晚上看报才知道,今天是曼德拉先生90岁的生日。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提起曼德拉,不能不肃然起敬。我以为,他是当今这个世界,唯一还活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这个黑人老头90年的岁月,不啻是一部伟大的传奇。27年的监狱生涯,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人生,从而成就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声誉。我之了解南非,首先知道的,就是南非有这样一位常常绝食的黑人囚犯。
      为了南非黑人可以有白人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或者说,为了南非的黑人有人的权利和地位,曼德拉差不多把牢底坐穿了。
      但他是这样描述走出罗本岛的心情的:“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他做到了。几年后,当他已经是南非的总统的时候,在就职典礼上,他恭敬地向3个曾关押他的白人看守致敬——所有的人都知道,来自罗本岛监狱的这些白人看守们,曾经怎样野蛮地虐待过他的肉体和灵魂。
      他以一己之力,终于改变了南非,从而改变了世界。或者说,他拯救了所有把黑色作为肤色的人民。
      在我看来,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里,他是可以和圣雄甘地比肩的历史巨人。
      很遗憾,中国自古及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但几乎没有出过曼德拉式的民族英雄。比起印度和南非,中国人选择的是暴力革命,以鲜血换取革命的胜利,换取政权的更迭,换取权力的宝座——革命的目的,几乎和民主无关,和自由无关。相反,革命,在革掉反革命的同时,民主自由的种子,也一并被扼杀。以救亡的名义,压倒了启蒙;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新的专制。
      我们应该反抗,但一定要杀戮吗?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即便冠以正义的旗号,就是可以讴歌的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走一条不是“主义”而是“人”的道路?
      我们走出了监狱,目的就是建一所新的监狱,自己当看守吗?
      但凡是人,就是平等的,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但凡是人,就是平等的,无论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罗本岛的大门被打开了,自由民主的阳光照射进去,难道还要关闭它吗?
      曼德拉出狱后,香港音乐家黄家辉曾为这位黑人老头写过一首《光辉岁月》,听过的人一定记忆深刻。曼德拉在监狱的时代,黄家辉写歌的年代,似乎是比现在,更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可惜黄家辉已经去世多年,不然的话,在曼德拉90大寿的时候,或许会再写点什么。
      这里且抄下那首歌词,祝黑人曼德拉先生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吧——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7月18日晚匆匆。窗外月色昏黄。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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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前

 

   

      这两年,北京最重要的建筑,应该是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大楼,分别被形象地称为鸟巢、鸟蛋和鸟腿。
    我于这三项建筑,撇开它的功能,只就它的外观而言,喜欢的是鸟巢和鸟蛋。
    鸟蛋迄今还没有进去过。上个月曾有朋友特意赠票,被我孝敬了老师。有一次,傍晚时,我从北海大桥过,随意往南看,夕阳下的中南海金波粼粼,远远的是鸟蛋银色的柔和的光辉,真是十分的美丽。好多人认为鸟蛋和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风格不合,我倒觉得在那一片方形而稳固的建筑群中,有个充满灵性的圆形建筑,反而是别开生面了。只是北京春天多沙尘,据说清洗鸟蛋的外立面是很费功夫的。
     而鸟腿给我的印象颇为恶劣。许是我几次路过的时机不对。一是玻璃外墙,在阳光下过于晃眼;二是整体建筑给人不放心的感觉,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这两个特点,都有点像它新闻的视角和立场,好大喜功,盛气凌人,但琢磨起来,似乎靠不住。
     还是鸟巢看上去亲切。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创意。我打小就喜欢鸟窝,设计者佐尔格们一定也是。难得的是,他们把鸟窝幻化成了一座巨大无匹的体育场。说来城市确实如一座森林,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那么,这鸟巢,名副其实就架在这城市的上空呢。
    今天上午,终于有机会到鸟巢前转悠了一趟。虽然不能进入鸟巢内部,也算到此一游,亲眼所见了。它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这倒让我有些惶恐——我心目的鸟巢,应该更秀气些,更俏丽些的。其实,面对所有号称巨大的东西,我都多少有些心理畏惧,或者说,性格上的排斥。
     鸟巢西侧,有些雕塑。体育场所,好像都愿意摆点雕塑做装饰。只是我不喜欢不锈钢的雕塑,总觉得不锈钢的质地与艺术难以搭界。当然,这是我的偏见,并且,这似乎是时代流行的特色,毕竟不锈钢多的是。就造型来说,鸟巢前的雕塑,包括非不锈钢质地的,好像都显得局促和小气。这样一座宏大的建筑前,原本应该有更好的艺术搭配的——可惜,这一届奥运,样样都是急功近利,不多说了。
                                                                                   7月1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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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两张报

 

     6月中旬,海峡两岸,都有与报纸相关的新闻。一则,是这边的最高当局视察人民日报社,并特意到某网站某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一则,是那边,曾为岛内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宣布大幅裁员,同时版面大幅削减。
     相映成趣呢。
     说来够巧,我在机关工作时,这两份报纸,都是每天必看的。应该看了十年以上吧。而一不小心自己也跳槽做报纸,这两份报纸,反而无缘得见了。《人民日报》,是因为部门一直没有订阅;《中国时报》,大约不能随意订阅——这么说来,我原先的暮气沉沉的机关,也还有可怀念的地方。

      对《人民日报》,我没有办法做出评价。那个大院子,因为有几个同学发迹其中,也因为有几位尊敬的前辈混迹其中,一度我常常进去溜达。这些年,我的思想越来越落伍,工作和生活状态也和主旋律不沾边,离那个大院子也就越来越远了。说实在的,那张报纸的面孔是否还是十年前的样子,我也不能确定。
      它号称为中国第一大报,就政治影响来说,自然并不是夸饰之辞,因为它奉命刊登的一则或许只有数百字的小消息,就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可是,它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距离又显得那样遥远——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代表方向,代表上级,与老百姓则少了最直接的关联,甚至无关老百姓具体的痛痒吧。   
      对媒体人来说,这张报纸让人艳羡的,大约还不只是它的政治影响,同时还有它衣食无忧的优裕。它每每鼓吹市场经济,可它本身却可以逍遥于市场经济的法度之外。印象里,不算各地的记者站,光在那个大院子里,就有两三千人之巨吧,可它每天出版的版面,远远不及京城一张普通都市报的规模——一般的都市报,采编人员在两三百人之间,按高限算,也只是它人数的零头。相比之下,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实在太苦辛了。即便如此,都市报的经营状况,都市报从业人员的待遇,差不多都在每况愈下。近年来,因经济困窘被迫关门或者变相关门的都市报,也不是一家两家。
      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人民日报社不会有如此的生存压力吧。难道可以让中国第一报,因为经济不济而关闭么?   
       顺带还要说一句,最好当局所视察的某网站某论坛,很多年前,我也不时去看看的,后来,终于失掉了看的兴趣。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狂热更让我害怕。我对国家的强大额手称庆,但我对一群看不见面孔的人,一起扯着嗓子惟我独尊的狂妄自大,疑虑重重。

      对《中国时报》,我当然也没有办法做出评价。58年前,它由报业一代巨匠余纪忠在台湾创办。创办之时,据说冒了很大的风险,陈诚就曾叫嚷着要把余纪忠送进大牢。余先生书生出身,国家有难时投笔从军。天下太平之后,则投身报界,创下了时报系呼啸岛内半世纪的辉煌业绩。
      《中国时报》秉持“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的理念,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且对时代趋向、国家处境及民族前途时刻挂念在怀,因此,被誉为书生办报的典范。不知道它到底做到什么了程度,光是这些准则,就很让人认同,会对它平添信任的吧。
     《中国时报》关注社会热点,引领大众议题,并以言论取胜。这一点,我作为一名大陆读者,也可以证明。当时,内地不少新闻,我是看了他们的报道之后才知道的;它的言论,因思维方式与我们习见的不同,读来常觉意外。此外,它的《人间》副刊,很值得称道——当然,《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一度水准也相当高,不知道现在状态如何了。   
      《中国时报》此番裁减一半人员,据岛内舆论,预示着台湾的报业进入寒冬。目前,台湾岛内,排在第一位的是《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和《联合报》紧随其后,《中国时报》则由当年的老大沦落到末尾的老四。
      舆论分析,《中国时报》衰落的原因,一是它的定位过于严肃,一直延续几十年前老报人的路子,无法吸引年轻一代读者的目光;二是岛内的广告投放,这几年逐渐向网络和电视倾斜,《中国时报》的广告收入,已经由十年前的60亿新台币缩减到去年的16亿新台币,日子早就难以维持。照这样的下滑,此次裁员,还是第一步吧。过两年,还有没有《中国时报》,谁能说得准呢?
  

      因为体制不同,承载的功能不同,《人民日报》和《中国时报》,也许并无多少可以比较的地方。但同为两地第一大报,冰火两重天的命运,内中理应有引人思考的地方。
      此外,全世界都在嚷嚷“报纸近黄昏”,发行量曾经高达百万份以上的《中国时报》的式微,该不该引起内地报界的警觉呢?身在报中,我们对报纸现状的残酷,其实早就感受到了——唯一不能确定的,或者说,还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是,这黄昏的大幕,何时会彻底遮蔽报纸的舞台?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说到台湾的报纸,不能不提及蒋经国先生。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期间,手段也是极尽毒辣的,排除异己,诛杀异端,这样的坏事不知道干了多少,李敖先生至今说起还是咬牙切齿。可有一样,蒋经国先生足以名垂青史,那就是他晚年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开党禁,开报禁,台湾由是豁开了民主自由的口子。
       我不好妄测包括《中国时报》在内的新闻舆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时代的到来,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曾经“说过自己的话”。如果有一天,《中国时报》死了,这该是它值得骄傲的地方吧。
                                                                                 6月21日夜,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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