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胜的博客

                告别时难见亦难,罡风肃杀百花残。

                春蚕已死丝未尽,蜡烛成灰泪不干。

        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丁聪先生今天去世。漫画界失去一座重镇，真是无法弥补的大损失；而对于《读书》杂志的老读者，情感上还会多出一层悲伤。
        我对丁聪先生的了解，即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开始的。当时每期杂志到手，总是先翻看他的漫画，然后再看其他文章。后来，他和陈四益先生联手，在扉页开设“诗画话”专栏。这两位真堪称绝配，丁先生画笔的诙谐敏锐，和陈先生文字的机智锋芒，相互映衬，成为《读书》最引人入胜的风景，乃至标志性的符号，历久而不衰。直到前些年先生年迈体弱，才改由黄永厚先生接棒。
       我一直很喜欢丁聪先生的漫画，他的《古趣图》、《今趣图》、《绘图新百喻》，都是令人解颐的佳作。他所画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画风很是独特，一看就是出自他的手笔；画面大多很轻松，可是，内容往往带有沉重的思考，让人会心一笑之后，或许要发一声叹息，有余音袅袅的韵致。丁聪先生还是人物漫画的高手，当代诸多文化名人的面貌，都曾经呈现在他的笔下，虽变形夸张，却传神备至，准确地勾勒出每个人物最显著的面貌特征，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好多学者作家，如钱锺书先生、聂绀弩先生，差不多是以先生的漫画为标准像示人的。
       我以为，先生让人起敬的，在杰出的绘画成就之外，还有亲切随和的人生态度。他终生以“小丁”名世，见过先生的人，会觉得这称号实在很贴切。他个头甚小，正如他自谑为“小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中，一点也不显眼；而他一辈子所画的，似乎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这个时代的几笔简单的素描。可是，正是这些简洁的漫画，从一个侧面，精准地反映出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把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生的体察和疑问，含蓄地、善意地表达出来。丁聪先生的作品，应该可以归入文人画的体系。可惜，后来的漫画家，几乎见不到他笔下浓厚的人文气息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丁聪先生，不是在北京，而是三年前，在西湖边上。时逢金秋时节，西湖的秋色美丽得醉人。那几天，丁聪先生兴致很高，和我们一起游览西湖，一路上，话不多，可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
       顺便要再说一件小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供职一家杂志，有个栏目，一直由方成先生配漫画。有一次，不知何故，方先生推荐丁聪先生代劳一期。当时杂志的拼版程序颇为啰嗦，要到印刷厂制图。忙乱之中出了差错，漫画换成了丁先生的作品，可署名还是方成。杂志出来了，我们硬着头皮和丁先生解释，让我们意外的是，电话的一端，传过来的，不是生气和责备，而是一阵爽朗的开怀大笑。也许，在漫画家丁聪先生的眼里，这样张冠李戴的错误，也算是一桩意外的幽默事件了。

                                              5月26日，夜班，匆草。

           李玉祥/摄

         昨天凌晨，赵铁林先生去世了。4月初，我和玉祥曾去协和医院看望他，当时他躺在病床上，虽然已经很消瘦，但精神还好。
        好多年前，我的一位尊敬的大哥，也是因为肺癌，也是躺在协和的病床上，几个月后即和人世告别。我看到老赵的情形，心知他此番凶多吉少，但玉祥倒乐观，以为老赵生命力顽强，或许能逢凶化吉。
        我认识老赵，正是玉祥介绍的。时间却不长，不过三四个年头吧。其间，并无多少交往。他曾经托我办过一些具体的杂事。他住的地方，和我办公地点，仅有一院之隔，所以，一般他有事就顺便溜达到写字楼里，来找我。偶尔，在写字楼地下的超市门口，还碰见他几次，点点头，打个招呼，说几句闲话。可以说，我和老赵，并无深交。那天在病房，得知他已不时昏迷，就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他大声说，怎么不记得啊。
        虽然认识很迟，知道老赵的大名，却很早了。他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他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纪实作品，他充满怜悯和忧郁色彩的黑色镜头，至今都无人可以替代。
        每次在一起吃饭，话题都少不了老赵奇特的经历。他毕业于航空大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做生意，生意赔了，到海南去谋生。生活无着，沦落到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和妓女为邻，乃至靠妓女接济。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怎么想起为那些妓女拍摄照片的。几年后，他以妓女为题材的组照《阿V的故事》（左图为其中很著名的一幅），冲破世俗和体制的禁忌，让世人为之震惊。他后来离开海南，回到北京，但和当年打过交道的妓女，一直还保持着联系。那天酒后微醺，老赵有些动情，一一向我们报告这些妓女的下落。有一位妓女，回到重庆，开了个饭馆，老赵出书的时候，和她打招呼，希望得到她的同意。没想到她不仅答应，还主动要给老赵一些资助。老赵转述她的话：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吧，我想让自己的女儿知道，她妈妈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家和女儿，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位后来生活境遇改善了的母亲，不讳言自己妓女的经历，实在值得我们尊敬。而更多的妓女，却没有她的幸运，要么依旧在南方做皮肉生意，要么年老色衰转而打工维持生计，要么，干脆死掉了。
        应该谢谢老赵，他以非凡的勇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被有意紧锁，或有意视而不见的窗户。他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在兴旺发达的城市边缘，在鳞次栉比的高楼背后，在道貌岸然的人生一侧，在和谐社会的眼皮底下，还有这样黑暗的角落，还有这样灰暗的人群。她们年轻，却没有青春；她们有力气，却没有工作；他们善良，却时时受生活的欺骗；她们只有靠出卖廉价的身体，才能换取微薄的生存的本钱。
        那天在饭桌上，我们和老赵一起长嘘短叹，同时，建议老赵追踪当年拍摄过的对象，再出一本影像的书。老赵似乎也还有兴趣。
        听玉祥说，老赵的拍摄计划，另有更多题材。可惜，无论怎么好的计划，老赵都无法去实现了。在病床上，玉祥一再安慰他，让他多休息，老赵似乎有点生气，说，我今天不和你说什么，等我好了，我做给你看。
        我知道，为了挽救老赵的生命，这几个月，玉祥等朋友做了许多努力，包括义卖老赵的作品，为他募捐。老赵早年彻底脱离体制，这让他身心自由，但也带来生活的毫无保障，肺癌晚期昂贵的治疗，老赵自己已经负担不起。
        遗憾的是，无论怎样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了。癌症的可怕，就在于无药可救。朋友们所能作的，无非是为了拖延一点老赵的时间，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能安一些。
        这和老赵生前的工作，倒有些相似。他关注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可每一次按下快门，都会带着绝望的叹息。
        没有人能拯救老赵的肺癌；包括妓女在内的在社会底层艰难喘息的人群，也仿佛是这个社会的肺癌，没有药物可以救治。老赵只是摄影家，他把人性的关怀的镜头对准他们扭曲的木然的面孔，却无法改变他们苦难的人生。
        如今，特立独行的老赵，是不情愿的把自己生命的镜头，彻底地合上了。今后，怕连记录他们的人，也不再有。

                                                      5月17日午后匆草

           京剧身为国粹，它的美，在高亢嘹亮的唱腔，在底蕴深厚的台词，在神奇夸张的脸谱，在千变万化的身段，同时，也在那一身优美绚丽的戏衣。一个不懂京剧的人，看到那样美丽的服饰，也一定会赞不绝口的。
          当暗红大幕徐徐拉开，西皮二黄悠扬响起，此时，演员从幕后踱步上台，甫一亮相，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便是那浑身上下光彩夺目的行头。老戏迷们就不由得要齐声叫好了。这一声好里，既有对角儿身段的赞美，也包含了对漂亮戏衣的赞许吧。
         人靠衣裳马靠鞍。唱戏的，优孟衣冠，尤其少不得行头的装扮。生旦净末丑，行头各不同；戏衣，某种意义上说，是戏中人物身份的标志。演员穿上戏衣，也就摇身一变，成戏里的人了，神态也会随之摇曳生辉；而脱下戏衣，走下舞台，也就回到了现实。
         所谓戏剧，正是模拟人生和现实的舞台。坐在剧场里，演员不过离观众几步之遥，当他们甩动宽袍大袖的时候，真能让舞台下的人，生出时空交错的幻觉来。如果不是穿着那一身戏衣，而只是我们日常的服装，断不会有如此离奇的反差的效果。
         其实，戏衣，本身就是一个随身流转的舞台，它把演员和现实隔离，将演员包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演绎另外一段人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借由那一身戏衣，而呈现出来。
         古人的穿着，自然并不就是戏里的样子。戏衣同样是一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和脸谱、盔头、髯口一样，都是对日常生活的再加工再提炼，且彼此相互映衬，一同烘托出戏剧的气氛。刘备要没有那一身红团龙蟒，包公要没有那一身黑龙蟒，杨贵妃要没有那一身大红缎子女蟒，老黄忠、美猴王们要不扎男大靠，苏三、窦娥要不穿上罪衣罪裤，他们鲜明的形象一定大打折扣，那舞台之上，该失去多少光泽。
         不消说，京剧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戏衣丰富华美、炫目灿烂的帮衬。无论蟒靠褶子，还是开氅官衣，乃至斗篷和对帔，无不描红绣绿，勾金镶银，七色纷呈，色泽明亮，美不胜收。单就服饰而言，戏衣已经可以算是一门独立的了不起的艺术了。从清代以降，流传下来的一件件精美无匹的戏衣，凝聚了多少苏绣大师的智慧和心血；这些戏衣，又曾经穿戴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的身上，这些位京剧大师们的一招一式，一魂一魄，一定都萦绕进这些戏衣的一针一线上。当你走进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看到陈列的梅先生依旧光鲜的戏衣，会觉得梅先生并没有走远，他不过是暂时脱下戏服，到胡同里遛弯去了。
         对于京剧整体艺术来说，戏衣增添的，除了艳丽缤纷的色彩，还有飘逸曼妙的舞姿。戏衣多设水袖，尤其身着女蟒的旦角，真正是长袖善舞，举手投足之间，水袖或抱或扬，或翻或甩，或拖或搭，说不尽的风情，尽在一袖之中。而男靠后背的靠旗，女靠下截的飘带围裙，随着演员在台上的腾挪辗转，也都带给观众眼花缭乱的美感。
         设计戏衣的人，对京剧的贡献，真不能等闲视之。他们或许只是一些无名的绣工（当代谢杏生、尹元贞那样的戏衣大师毕竟是少数），可是，他们的一双巧手，实在可与建造故宫的能工巧匠媲美，他们在柔软飘逸的丝绸之上，以银针彩线，勾勒出的，同样是一个足以传世而不朽的宏大的艺术世界。于是，京剧的魂，得以依附在它的上面。
         可惜，如今京剧盛景不在，戏迷们不免要为之叹息了。京剧的式微，大约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有一天，京剧真的进了博物馆，那么，单凭这些挂在展柜里的、轻盈的、华丽的、无声的戏衣，也足以让后人们一瞥惊鸿，感受到京剧曾经无与伦比的美丽吧。

          4月26日晚匆草。为陈申先生《中国京剧戏衣图谱》写。和陈申先生交往无多，可屈指算来，离初次见面，已忽忽20年矣。

                                                          一

          前些日子，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有关上访者多是精神偏执狂的言论，引起上访者的相当不满，网友们闻讯也对孙教授大加讨伐。据说有些上访者甚至围堵北京大学校门，要求开除孙教授的教籍。
          身为大学法律系教授，孙东东的言论，自然很让人吃惊，有正义感的人，肯定都无法接受。查孙教授的原话，是：“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上访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各级政府，都设有上访接待站；北京因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更成为上访的中心。各信访办、有些部委的门口，上访者终年络绎不绝。我每天上班，都路过车公庄和官园，车公庄路口西有某部的信访办，狭小的门前，永远人头攒动；不少人都带着被褥，大约是风餐露宿街头的；而官园是国家最高级别的信访机构所在，前几年，那片高大的围墙外，总见有人高悬横幅，或者手举各种牌子，上面书写种种喊冤的文字。这两年，这一情形已经见不到，大约是此处不再直接受理上访者的申诉，但大门两侧，每日里照旧停着几辆准备收容的大轿子车，还是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就我对上访者的观察而言，我虽然不同意孙东东教授的“精神病分析说”，但其实内心里也觉得这些人的形象和举止，从表面上看，是有些“精神不正常”的。比如，我曾经看到有人穿一件白色孝布的跨栏背心，前后各以墨汁写一个“冤”字，招摇过市；我还看见，他们举着牌子，喊冤之后，竟然集体高唱革命歌曲，乃至喊党万岁的口号。
          据说，为了稳定大局，对来京上访者，政府是提供一定的食宿安排以及回程车票的。这也就为一些“老上访专业户”提供了方便。我无意为孙东东教授开脱，我从常识推测，孙教授应该是有感于此类人群上访的老大难问题，而发了一番感慨；被媒体放大后，引起了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波澜。
          我读了孙教授的言论，很疑惑的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数据怎么得来的，如果只是想当然地猜测，实在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再就是他的学术立场，上访者本来已经身心俱疲，再视他们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确实缺乏学者起码的良心。
          孙东东教授大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很快道歉；有关部门大约也意识到问题的敏感，及时出面制止事态的扩大。此事应该已告平息。

                                                          二

          我想，孙教授今后不会再就上访者说什么话了。但我又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窝蜂地打击孙教授，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去为“老上访专业户”做精神鉴定，谁敢保证他们不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呢？
          如果孙教授所说的，是事实呢？哪怕只是部分事实，或者只是一个将来的预言呢？
          这些上访的人，有的是自家的房屋被强行拆迁，讨不到拆迁款的；有的是自己被陷害失去工作，生计无着的；有的是自己的亲人被恶霸打死打伤，被迫提着人头来告状的；而在此之前，他们差不多已经到过村里，到过乡里，到过县里，到过省里，一路申诉无门，才想到朝廷里，最终讨个说法的。他们既然是“老上访专业户”，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已经久拖未决了。试问，这样的一些人，不是最容易精神失常吗？
          如果是你的房子被人拆了，你无家可归；如果是你遭受打击报复，生计受到威胁；如果是你的亲人被夺走性命，无人替你声张正义；如果是你四处求援，而无人伸出援手，你能保证自己的精神，依旧积极健康乃至情绪饱满吗？
          孙教授的表述立场诚然很有问题，但孙教授提出的现象，未尝不接近实情，只是过甚其词罢了。退一步，即便他的数据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百分之零点九，这些上访者的精神有问题，就可以忽略掉吗？
          我们可以责备责骂孙教授，我们应该同情支持上访者，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实的残酷，在太平盛世的幌子下，确实有很多人，因为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冤情长期得不到平反昭雪，而精神失常，乃至精神彻底崩溃了。
          我们可以愤怒有人指称上访者患偏执型精神障碍，但更应该做的，是反思他们心里的障碍来自何方。
          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曾经上过一篇《直谏书》，列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五去”：

      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

         刘允章最后痛心地说：

      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丞相，丞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

         拿唐朝的事情，来比拟当今，自然很不恰当。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国破，民苦，民有冤而无人理，为政者岂能漠视？无论什么朝代，总得让老百姓有个归处吧。
                                                               4月17日上午匆草。真是春短，有些花都谢了。

          2009年第三期《书屋》，刊载了李慎之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所写的长篇检讨《向党、向人民请罪》。
          这是一篇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字。《书屋》能够公开发表，显示出不一般的眼光，同时也凸显不一般的勇气。众所周知，近十年来，所谓的主流媒体，李慎之的名字是在被屏蔽之列的。似乎有很多人，也确实不知道李慎之先生为何许人。记得前几年，有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一篇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主管部门因此勃然大怒，追查下来，原因竟是“无知者无畏”，因为那家报纸的老总对李慎之的名字十分陌生，压根儿不知道他是尊碰不得的“瘟神”。
          我有时候不免纳闷，一来，按说李慎之先生原本是“自己人”，一直身居要路之津，且长期担任国家中枢的顾问，何以最终要走向“反面”，从而被视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异己，要在公共媒体上销声匿迹？二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慎之先生实际上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上领袖级别的人物，何以公众对他差不多还是视而不见？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渠道接近他，还是因为我们和他的思想没有发生起码的共鸣？
          说来惭愧，我和大多数景仰他的晚辈读者一样，应该先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在《读书》杂志上零星读过他的文章，直到1999年的岁末，才发觉他的名字“如雷贯耳”的。在那一年的国庆之夜，他在病榻上奋笔写下那篇名扬四海的雄文，一两个月内，流布满天下，黎民为之震撼，龙颜为之大怒。大约正是在那起事件之后，思想界开始有“南王北李”之说。南王者，王元化先生；北李者，李慎之先生。两人都曾是党内高级干部，晚年同样以深沉的忧患，置个人荣辱于不顾，秉笔直书，反思几十年间的国家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倡言民主自由，大有旧时士大夫死谏之风，真堪称一代读书人的楷模。
         李慎之先生是2003年去世的。此后我不记得是否还读过他别的什么文字了。当我前些日子读完他的《向党、向人民请罪》，再一次感到吃惊。我实在没有想到，他1957年的“罪行”，原来是如此“超前”。我本想当然地以为，李慎之先生呼喊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是他在改革开放、西风东渐后，才正式确立的。但看他检讨的内容发现，他晚年深邃出众的思想，其实只是他四五十年前右派思想的延续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如今感到新颖大胆的、依旧很多人闻之色变的思想，其实，早在1957年之前，他就思考过了，只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又有机会告诉我们一遍而已。更可怕的还在于，他当年“向党、向人民所请的罪”，搁在今天，在某些人看来，似乎还是十恶不赦的“罪行”。虽然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将他打成右派，但是，还可以把他打入冷宫。至于他的文章，自然也就很难行之于世了。
         那么，李慎之先生到底都说过什么，1957年要置他于死地，要他向党、向人民请罪？李慎之先生晚年又到底说了些什么，直到今天依旧视他为洪水猛兽？
         直接抄一些他的文字吧。

        1957年《向党、向人民请罪》中自我揭发的罪行：
        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我原来不过是怀着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十分明显，当我向帝国主义、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还有点进步性革命性，当我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动的了。
      我大量地吸收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一下子把我过去积累的一切牢骚不满都明确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上去。

         今天重新读这些“反动言论”，我们该做何感想呢？上述“罪行”有多严重且不论，单是50多年前李慎之先生就已经如此思考，足以让我们羞愧了吧。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今天的谈论，我们今天的理想，有多少超越了50多年前李慎之先生和50多万和他一同沦落为右派们的思想呢？
         李慎之先生公子李三达先生为《向党、向人民请罪》的发表，写了篇简短的手记。据手记，他父亲的请罪原文长达两万多字，写成后曾获准在当时的新华社大礼堂做了沉痛到“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发言。可惜，李三达先生没有提及，这篇检查，其实并没有让李慎之先生过关。是啊，光是请罪哪里行呢？所以，8年之后的1965年，李慎之先生不得不再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此时，“请罪”已改为“服罪”了。也抄其中两段，看看他又交代了什么更大的“罪行”：

       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发“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我把这称之为“两条线通天”。

      我当年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还把它当作好东西，是因为我脑袋里有许多被我认为是万古不变的“真善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受到了破坏，因此就使我感到许多东西都不对头，不惜挺身而出，做一个保卫这些东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后，虽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毁灭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之类的思想，我对文化艺术的标准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诉了我，所有一切我过去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无一不与3000年的私有制有联系，一概都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从社会生活的改变中体会到，这些东西在新社会已无存在的根据。

         这些话，今天看来依旧触目惊心。当年打他为右派，简直一点不冤枉。但李慎之先生的检讨，应该说，认罪态度也还是很真诚的。只可惜，十多年后，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转眼就“言而无信”了，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本来，“文革”结束后，他已经受到最高当局的重用，完全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偏偏还要说真话，还要说不合时宜的话，于是，在他的笔下，当年的“罪行”统统“沉渣泛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还要“封杀”他的原因。也抄几段他晚年的文字以佐证。

        1998年《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哈维尔文集》序言《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

     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先生的文字，在当时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世纪交替前后，自然赢得读书界广泛的尊崇。我想，他为《哈维尔文集》写序，其实，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大约是李慎之先生切身的经验之谈吧，从1957年的反右，到2003年郁郁离世，差不多五十年里，他所亲眼目睹的国家，赶上了多少先进的步伐呢？在他之后五十年，又能有多大的变化？在李慎之先生看来，很多事情，比如公民意识，比如民主和自由，马上着手还来不及，何况，根本还没有人着手呢，根本就不让人着手呢？这段话，真不知道是他对我们的忠告，还是只想表达自己清醒的绝望。
          李先生晚年，世人尊他为“慎公”，誉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在他是当之无愧的。很奇怪，他的思想似乎很“洋”，但他的做派，又似乎很“古”。据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此生纵再活十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
         这正体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和风骨。只不知道，对一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专制争民主，到底是多大的罪呢？
                                         
                       4月12日晚匆草。近日在博联社里还能听到有人喊某某万岁的口号，又有人以为应该容许这些人坚持自己的信仰，云云。真不知身在何世，慎公再活十年，怕也依旧是痛苦的。路漫漫其修远兮，谁将上下而求索？

             因为不能年年下江南，就在京城修一处江南的园子；因为不能年年到西湖，就在园子里仿出一座昆明湖；湖岸不好再叫苏堤，就叫西堤。颐和园西堤之美，正和苏堤相若。
            在北方的京城，向往江南、思念西湖的人，是可以到昆明湖的西堤去看看的。一湖的春水，比其他的季节多出一份沉静；仲春时节，山桃已经落尽，而碧桃正含苞待放，点点猩红，缀在西堤的垂柳之下，有说不出的优雅的情致。嫩绿的垂柳的枝条，则在风中潇洒地飘起，姿态真是舒适极了。或有几只喜鹊，在枝条间轻盈地翻飞，精灵一般。从树下走过的人，脚步和心情，也是轻盈的。
            湖的南岸，一地的二月兰；连翘和丁香，开了些日子，已显得意兴阑珊；西府海棠，眼看着就要披上粉彩的衣裳，登上晚春的舞台了。
            从南岸远望，佛香阁耸立在巍峨的万寿山上，十七孔桥垂在浩淼的昆明湖水中。这两处风景，远望过去，是比置身其中，更多些亲切的感受。
            再过半个月，西堤该是碧桃的世界了。设想朝日初升，或是夕阳返照，那西堤，该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辰吧。
 4月10日下午草  

                                                                  一

         春天到的时候，楼下唯一的一棵杏花也就开放了。这自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也足以印证自然的伟大。一切的植物，因了春天的季候，都会发芽，草会绿，花会开，树会长出叶子。
         倘若不是如此，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灾难了。所以，哪怕面对一株细弱的小草，我们也应该珍视它，尊重它。因为它向我们昭示，不管我们怎样的毁损，春天还是依旧照拂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实，万物都有自己的灵性。人的生命，诚然比一颗草要金贵得多，但很难说，我们比草木就有更高的尊严。
   
                                                                  二

        大地回春，设想从高空俯视，或是沿高速路疾驰，那看到的，将是既阔大又浪漫的景象。四野春光连绵，岂止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一句可以概括的呢。
        各地的春天多有相似的地方。桃花，杏花，李花，玉兰，连翘，珍珠梅，黄刺梅，榆叶梅，各色花儿，缤纷地开着。所不同的，是各地的春天长短不齐。北方的春天，委实比南方的短促多了。“北方四月芳菲尽，南国桃花犹盛开”。我楼下的杏花，不几天的工夫，就已然落得干干净净了。  
        南方的春天，是柔软的丝绸，细雨一般慢悠悠地，在缠绵悱恻的季节里飘滑着；而北方的春天，径直是一股风，很快就吹过去了，未免莽撞些。

                                                                   三

        烟花三月下扬州。有一年的春天，确曾匆匆下扬州。瘦西湖里，桃花繁盛的架势简直咄咄逼人。而江南的任意一泓春水，则都如花瓣一般，带着细碎的欢快的笑魇。
        江南年年春色，能有什么不同？同一株桃花，枝头会有什么两样？一年年的，那些桃花，应该依旧笑着东风吧，可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一年年的，有谁的朱颜未改么？
       “往事莫沉吟，身闲时序好，且登临”。过往的一切，包括春天的归去，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就让它们沉淀在往日的时光里吧。只要眼前还有春色，倘有一身闲，且去登临。

                                                                    四

        春天的傍晚，特意去看望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
        他预先到楼下的小花园等我。远远地，就能看到他的背影，正仰头看一树西府海棠，很入神的样子。
        正是西府海棠和丁香花开的季节。海棠的花，乳白的花瓣边沿，染着一点淡红；而丁香的紫，仿佛是洇在枝头的。朋友是诗人兼画家，他一边凝神看，一边摇头感叹，说，一树淡红浅白的西府海棠，中间竟有几朵颜色猩红，倘若画出来，实在太扎眼，可长在树上，就是恰到好处；而一树丁香紫成一团，简直是没法子画的。园子里，还有几棵国槐，刚开始抽条，树枝很随意地伸展，却是乱中有致，干硬中透出弹性。他也不由得赞叹：“八大笔下的枝条，也不过如此了。”
        园子很小，小会儿工夫，我们就走完一圈。可两人兴致不减。虽是一棵树一棵树地看，一棵花一棵花地看，可一圈转下来，意犹未足。
       天空中偶有零星的雨丝飘下来，空气比起白日，要清新一些。暮色四合，街灯的光芒渐渐升起。小花园里的海棠和丁香，转瞬就都成了背影。

                                                                      五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瘦西湖也好，街心花园也罢，当然都还不能算是我的“旧游”，但也很容易勾起我对“少年心”的回顾。
        谁的人生不曾少年？谁的心不曾像草一样绿过，像花一样开过呢？可当年有过的年少的心境，真的就无处可寻了吗？

                                                                     2008年4月11日

                                          一

        “给我朗读点什么吧，小家伙！”
         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电车售票员汉娜，已经36岁；被她称为小家伙的少年，是中学生米夏，只有15岁。他们是一对恋人，确切一点说，是一对情人。每次给汉娜朗读，是他们两人做爱的前奏。朗读，淋浴，做爱和并卧，是他们每一次幽会的固定的程序。
         这近乎是一个乱伦的爱情故事。然而，随着汉娜报名参加纳粹，并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战后最终走上审判台，情节如奇峰突起，急转直下，读者才会发现，朗读是作者埋下的巨大的伏笔，一开始，它看似只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特殊的癖好，用身体来交换的奇怪的条件，作为朗读者的少年，在她面前完全是被动的；但最后，当汉娜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刑的时候，米夏试图拯救她绝望的灵魂和生命，采取的办法，也正是通过朗读文学作品，然后把录音带寄给她，给她带去安慰，带去希望。
         因为只有米夏知道，朗读中包藏了汉娜人生最大的秘密。这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是汉娜人生一系列选择，包括成为纳粹一分子的缘由。谜底实在出人意料，因为她是一个文盲。不可思议的是，她为了保住文盲的秘密，在被审判时，竟然不惜承认不该由她一人承担的罪行。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比起听从命令，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文盲是更为羞耻，更有损人的尊严的事情。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长篇小说《朗读者》，故事就是讲得如此巧妙，情节编得如此离奇，读来真令人感慨唏嘘。

                                                       二

         可是，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把它仅仅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那样的话，就太削弱小说背后非同寻常的隐喻的意义了。
         它更像一个寓言。朗读如一道分水岭，这一侧，是纳粹，战争，愚昧，无知，野蛮；另一侧，是爱情，性爱，文学，人性，尊严。贯穿故事的，伴随两个主人公一生的，都是朗读的声音。
         在小说里，虽然也提及朗读的内容，比如史诗《奥德赛》，比如莱辛和席勒的戏剧，但是，这些诗歌和戏剧本身也许无关宏旨，最重要的，是朗读者的姿态，是朗读对于人物生活的重大意义。在汉娜成为纳粹之前，朗读为性爱增添浪漫的魅力，是美丽的；在汉娜成为罪犯之后，朗读为她的人生指明崇高的方向，是有力量的。一开始，汉娜极力掩饰自己是个文盲，只是为了保护颜面；而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则是彻底赢得了人性的尊严。
         小说里反复出现朗读和淋浴的情景。不知作者出于无意，还是别有用心。淋浴，是为了洗净身体；而朗读，是为了清洁灵魂。
     
                                                           三

         为什么汉娜非得是一名纳粹？《朗读者》的作者，写作动机究竟何在？
         在答中译本编辑的问话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并不因为曾经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这大约是他为汉娜所做的辩护词吧。
         作者是一位法律教授，巧的是，作为朗读者的少年米夏，也在战后学习法律，成为战争的追问者。也许可以说，米夏是作者的化身，或者说，是代言人。身为战后一代，他要反思亲历了战争的上一代人，到底为什么做错，又该怎样面对未来的生活。“人并不因为曾经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可以看作是他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所做的辩护词吗？
         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法西斯战争辩护。但是，在自己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罪犯”们，乃至犯下罪恶的民族，是不是有资格为自己赢回必要的尊严？汉娜是有罪的，但因为朗读，我们会觉得她和米夏的爱情以及性爱，并不肮脏；也因为朗读，我们觉得她最终学会读书写字，是为自己赢得了这尊严的。她在出狱的当天，选择自杀，也可以理解成，这是她对自己和米夏的爱情，对自己白发苍苍的生命，带有尊严的结束吧。
         据说日本人读了这部小说，很为大和民族没有写出这样反思战争的作品而羞愧。那么，中国的读者呢？在没有侵略战争的年代，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法西斯一般的罪恶。有时候，我们这个民族整体就像个文盲，不时铸下滔天大错。远的不说，我们的父辈，不是有很多人，像汉娜一样，因为自己“不识字”，而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今天不正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吗？他们意识到，要用“读书”来挽救自己和民族的尊严吗？
         诚如米夏后来的反省，如果上一辈人是有罪的，那我们同样是罪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来源于他们。那么，怎样才能找回我们和上一辈人共同失落的尊严？谁来担当我们这个民族的朗读者？

                                                                            4月8日晚匆草

                                           一

       清明到了。各地的风俗，是，这一天，要给故去的亲人上坟。
       人的情感，总有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家族，亲人之间，血脉相通，情感上就有割不段的关联。每到这样的节日，对故去的亲人，就会添一分思念。
       理智上说，上一辈的人，迟早总要故去，这本是大自然铁定的规律。可每每思及，又总有遏止不住的彻骨的痛。情不能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些痛，可以或快或慢的平复；而有些痛，时隐时现，终究是无法消除的，只能伴随终身。
       清明给至爱的亲人上坟，或是在他乡遥祭，其实，只是想讨一个止痛的方子。

                                         二
         
       自从离开家乡，二十多年间，我没在清明回去过。可二十多年前，和祖母一起上坟的情形，还如在眼前。
       家族祖辈们的墓地，分散在几片低矮起伏的小山丘上。清明时节，空气清新湿润，杂花生树，草长莺飞；茅草在山坡上，一片一片地绵延；蔷薇，或者别的什么野花，在草丛里不时地探出头来。
       墓中的先祖几乎没有我见过的。所以，扫墓于我，实在没有一丝的悲戚。相反，因为可以在山头撒欢，倒觉得快乐。但祭奠的仪式，总散发出淡淡的哀伤的意味。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一天，似乎总会有丝丝的小雨相伴。我和祖母在草皮上跪下，给先人磕头，然后，烧几刀纸钱，洒一杯薄酒。细雨纷披，润湿了祖母的衣襟，祖母灰白的头发就蒙上了一层似有似无的水珠。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的眼前还晃动着祖母在雨雾中的样子。祖母是小脚，路湿了，有点滑，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
       不知道今年的清明，山上是否又下过一场小雨？如今，那几座小小的山丘，依旧是铺满了春天吧。可物犹是，人已非，当年拉着我一起上坟的祖母，也已经躺到那片青草的怀抱里了。
       有蔷薇，或别的山野的花，开在祖母的身畔吗？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也会有盎然的和煦的春天吗？
       祖母生前是很喜欢花的。在还能劳动的时候，在院子里，在春季里，种下栀子花，种下美人蕉，种下含笑。栀子花和美人蕉，后来被拔走，剩下的那棵含笑，竟长得一人多高，花开的时候，一院子的香。屋后小山旁，还曾有过一丛丛的金银花。小时候，我喜欢把刚开的金银花摘回来养在清水瓶里，也常常扎起一小把，帮祖母别在她的发髻和衣襟上。
       在我的记忆里，或者说，在我的心里，金银花，就是祖母的花。清明前后，正是家乡金银花开的日子。花开时一片洁白，慢慢变黄，慢慢枯萎，但香气不减。像极了祖母的一生。
       花开了，花落了，香消了。祖母没了。

                                          三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并不在家。
       本来，祖母生前和我有过交代，希望故世后直接入土。可老家有个奇怪的乡风，是，人故去后要先厝起来，如果当年还打算下葬，需要等到冬至之后；不然得再等三年。直接下葬，似乎违碍了什么。我父亲和叔叔都很有些迷信，或者说，根本拗不过传统的习俗，所以，终于违背祖母的意愿，遵循当地的规矩，将祖母厝在山上。
       我未能赶在祖母去世前回家见最后一面，心里一直懊悔。父亲知道我的心思，早在那一年冬至到来前，就三天两头地来电话，催促我一定要回去，商议给祖母选一块好墓地以及下葬的事情。
       老家的那栋房子，看不去没什么异样。可家中的气氛，到底有些凄清。我进了家门，先到祖母生前的房间看了看，发现祖母睡的那张简易的木床，已经没有了。屋子里显得空了许多。父亲站在我身后，一句话也不说。
       我转身出门，让父亲陪我到山上去看看祖母的厝基。
       大约有一里多路，走到那里，正是黄昏时分，四周安宁，暮霭四起。小山旁，有一片棉花地，棉花的秸秆还留在田里。小山坡上凹出一块，正好砌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祖母的棺木就安放在里面。厝基外，杂草丛生，一大片灌木丛，枯枝在寒风中发出呜咽一样的声音。
       天气阴沉，我坐在祖母的厝基前。透过厝基的缝隙，可以看见一点棺木暗红的颜色。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置于荒山。年初离别的时候，虽然她已经神志不大清醒，生命差不多已走到尽头，但毕竟还可以拉着她的手，可以亲吻她的脸颊。如今真正阴阳相隔，祖母的面容，是再也见不到的了。
       心里难过得发紧。一时悲难自抑，失声痛哭。
  
                                         四

       当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商议。我原以为，下葬应该很简单，找个地方，挖个墓穴，埋下就是。但出乎意料的烦琐。
       首先，父亲和叔叔都坚持要找人堪舆。此前，父亲已经多次“耍山”，看好了一块地方，就等风水师傅去定坟向了。第二天，一个精瘦而邋遢的老头，背着罗盘过来，我们一起到那座山头。所谓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山包。四下转了一圈，朝东的方向，甚为开阔，我想当然地觉得好，“亡人的墓，大头必须朝西南，否则对下人不利”，风水师傅当场翻开随身带的一本破旧不堪的皇历，否决了我的建议。父亲和叔叔就都当了真，于是，按照他的思路，在山包的另一面，相中一块“宝地”。
       不想，就此埋下一场甚是离奇古怪的纠纷。
       从山上回来，第二件事情，是找帮助安葬的人。村里的壮劳力几乎都外出打工，留守的多为老弱病残。要找齐八个抬棺的人，实在大费周章。首先，要有抬重的经验，其次，没有破过肩的，还不能抬。村子里自然凑不够人数，只好给几位远房的叔伯打电话求援，这才把抬棺以及挖墓井的人凑全。
       接下来，还要找大杠，找锹，找钉耙，找绳子，如此等等，桩桩件件，家里都没有，都需要各处去挪借。又要准备饭菜，准备糯米，准备爆竹和纸钱，一家人，简直忙得团团转。偏偏那两天，天又下起冰冷的雨。我四处跑，身上的衣服，沾满了泥巴。鞋底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一切齐备。又出现意想不到的周折。开墓井的时候，一位邻村的老人忽然跑到山上大闹。他是祖母墓地附近一座坟的后人，认定祖母墓地和他先人的犯了向。他和衣半躺在山坡上，嚷嚷说，如果要挖的话，先把他埋下去。“如果你们葬下去，我家里今年出了什么事，你们就得负责”，我从没有见过这架势，和他反复说明道理，却是毫不见效，他的思维，和我的思维，实在不在一条轨道上。只好停工，找和他相熟的亲友前去转圜。后来请出他的老伴，又送他一些礼物，这才消停。
       可这一闹，耽误了多半天的时间。原定下午开井的计划，被迫挪到第二天一大早。
       又不知是什么讲究，起棺的时辰，必须赶在天亮以前。那一夜，一家人几乎未睡。
       好在第二天正式下葬，一切都还顺利。早起，天气竟然放晴。这样，从厝基到墓地，抬重的路就好走多了。
       墓井终于开好，当祖母的棺木缓缓地进入井中，当第一锹土朝祖母的棺木上撒下去的时候，全家人都撕心裂肺地哭。
       也真怪，这当口，天又开始下雨。很快，衣服就淋得湿漉漉的。我按习俗，在坟旁不远生起一堆火。可站在火边，还是冷得厉害。
       中午时分，一锹锹土，终于彻底盖住了暗红的棺木。祖母终于沉入地下了。
       下午，我没有等到坟墓完工，就匆匆离开了家乡。

                                         五

       很多年来，对于老家的亲属来说，祖母是“属于”我的。自从我工作以后，有了能力，祖母差不多由我赡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我是祖母带大的。
       人这一辈子，最刻心铭骨的记忆，大多来自童年。而我记忆的源头，就是趴在祖母的后背上，拥在祖母的怀抱里。夏天，天气热，我睡下了，祖母会坐在床头，一直给我摇扇子；冬天，躺在被窝里，祖母会把我冰冷的脚握在手里捂热。
       有很长时间，由于祖父在镇上不常回家，就我和祖母两人在老家生活，真可谓相依为命。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写的是自己和祖母形影相吊的情境。我在读的时候，觉得我和祖母的情形，也没有二样。“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按李密的标准，我终究算是不孝之孙了。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远远地离开了祖母，独自到外读书。再往后，愈走愈远。
       但祖母对我一直没有什么怨言，相反，直到她临终前清醒的时刻，放心不下的，其实还是我。
       我知道她想看到的，是什么。
 
                                          六

       祖母一辈子，都是美丽的，都是爱干净的。
       在乡下，平时自然没有那些讲究，可一身粗布衣裳，虽随意，却齐整。村子里但凡有红白喜事，甚或只是邻居家临时请她过去吃顿饭，她也要换上一身浆洗过的衣裳前往。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对自己的头发很在意。每天早起梳洗，总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然后挽一个结，用一个网兜罩住。晚年头发少了，照样在脑后用头绳扎紧。我给她买过一把很好的牛角梳子，她在病中，也放在枕头边上。
       生命的最后两年，祖母中风瘫痪在床，手也渐渐僵直起来，已经不能自己梳洗了。每次我回家，保姆说，哪怕知道我下午才能到家，她也坚持一早起床，让给她换一身新衣裳，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也重新梳一遍。然后坐到堂屋里，一直等着我。
       只是最后一次，她没有等到我。也不知道，最后，帮她入殓的人，给她洗脸梳头没有。
                                                                               今日清明。改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