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胜的博客

今天是唐山地震32周年，贴一篇两年前的旧文。

  一

    今天，唐山大地震30周年。
    30年前的这一天凌晨，一个活泼泼的城市沦为人间炼狱；24万多人，或者更多的人，一同遭遇灭顶之灾，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死亡数字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次大灾难。
 
  二
 
    那一年很多个人的事情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如今，只要提起1976，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几个高高在上的人的死亡，以及这个至少造成24万人死亡的大地震。
    斯时，我远在南方一个小村子里，无忧无虑的生活着。但地震的“余波”很快传过来，家家都开始搭建防震棚。祖父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家里就我和祖母两人。防震棚不知如何搭法，情急之下，我和祖母直接搬进了小院子西侧一间低矮的柴房。是觉得房子矮，便倒塌了也无大碍，且用柴火堆在墙壁四周，这样墙倒了也不会朝里面压过来。
    记得并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点兴奋。宣传单上说，地震前，动物有各种前兆，于是，我没事的时候，会屋前屋后转转，看鸡上没上树，看池塘里有没有鱼往水面跳。甚至晚上在桌子上放满满一碗水，第二天早上看水有没有因为倾斜洒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在那间低矮的柴屋里睡觉。冬天到了，小柴屋里很暖和。一天早晨，我打开门，看到大雪铺满了院子。雪堆在门前，齐我的膝盖高，我和祖母简直连小柴屋都出不去了。
    那一年江淮平原的那场雪，格外的大。
 
  三
 
     邻村有位王奶奶，是个五保户。我小时候最怕她。祖母吓唬我，说她专门吃小孩子。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住在村头一处孤独的破旧房子里，倒养了不少鸡和鸭子，还有一头猪。
     村里人都在忙着防震时，她开始忙着宰杀那些养肥了的牲畜。她是想，有一天真的地震了，自己一死，没吃上这些辛苦养活的东西，不是吃大亏了吗？所以，本来打算养着过年的，那几个月，渐次都被她吃光了。
     眼看就到了年关，大地却是纹丝不动，而她家里食物已经一丝不剩。这下她着了慌。听说她到处找人质问：我家里东西都吃完了，怎么还不地震？往下我吃什么呢？
     没有人听她的埋怨吧。难道可以埋怨没有再一次大地震吗？可是，这位孤苦的老妇人，她相信马上就要地震难道是她自己的错么？
     还想起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到贵州铜仁，在当地山上看到一座烈士纪念碑。看碑文知道，是有17名干部响应“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习后，绕道唐山，不想到达当天夜里就遭遇覆顶之灾，永远没有回来。
     当时，我觉得把这17人算作烈士，简直有点胡闹。
     现在我改变看法了。我觉得，他们享受烈士的称号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是经由时代的安排，毫无知觉地就赴了难。如果王奶奶那一年没有挺过去，连王奶奶都可以是烈士吧。
     24万人，或者更多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壮烈而亡，皆是烈士。
 
   四
 
     据说，当年有这样一篇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里挖出一位老人时，这位虚弱的老人第一句话是：“XXX他老人家还好吗？”
     不知道这传闻是否确实。我并无兴趣去翻检当年的报纸核实。在我，愿意相信这位善良的老人，怀着朴素的感情，真是这么说了的。
     果真有这样一篇报道，应该进入中国新闻史的吧。一个人，一个民族，灵魂可以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篇报道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只是，这位老人也许没有想到，他身陷“地裂”还挂念的“他老人家”，一个多月之后，也终于“天崩”了。
     在封建时代，但凡遇地震或者大天灾，身为天子，总要下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垂怜下界。当然是装模作样的，可毕竟是给了个说法。不知道，在“他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这场恐怖的大地震是否也震动了他那颗无所顾忌的心灵？
     他是否想过，难道不应该有人对24万或者更多的生灵的毁灭负责吗？或者，哪怕只是向这些亡灵道一声歉？
     不然的话，24万人，或者更多的人，他们如何安息？
 
   五

     总结起来，1976年——
     是以死亡结束死亡，是以灾难结束灾难。
     是以几个人的正常死亡，结束了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以一个城市的空前灾难，结束了一个国家的空前灾难。
     这一年，揆之历史，都可以算做一道伟大的悲壮的分水岭吧。

                                                        2006年7月28日
                              
注：2006年7月24日《贵州都市报》有篇名为《贵州铜仁参观团在唐山恰逢地震232人罹难》的报道，相关内容如下。
 
　  唐山地震发生的12天前的7月16日，为了学习和普及大寨的农业经验，铜仁地委决定组成由地委副书记张仁龙、地革委副主任渠德臣为正副团长，包括各相关部委负责人、4个县区领导、农村公社支书、优秀知青代表在内的267人参观团，奔赴山西大寨、河北沙石峪、遵化等地考察学习。
    铜仁代表团在参观完大寨，并在石家庄休整了两天后，于7月27日下午5时左右赶到了唐山市。当晚，250人的参观团就住进了距离唐山火车站仅500米左右的唐山市商业服务大楼。那个晚上，整栋大楼里共住了大约750人左右。
    报道导语称，267人组成的贵州铜仁的参观团，共有232人罹难。

一

     关于李白《静夜思》中的“床”是否指“马扎”的争论，似乎已经消停了。我原以为这是不必当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事情，不想近日身边还有朋友不时说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都以为马未都先生发明的“马扎”，改变了“床”的历史，改变了他们一个常识上的错误——原来，他们此前都以为，李白是躺在床上看月亮的。
     看来电视的功能真是不可小觑，无论在上面说点什么就都有人信以为真。虽然，“马扎说”出台之后，很快就有专家在报刊写文章加以驳斥，却没有几个读者认真去看的了，“马扎”一时扎进了不少人的心坎里。
     马未都先生在电视上讲收藏时，我因为没有银子收藏过什么，所以，没有兴趣当他的“马扎”。可我听了他的第一讲。是身边一位同事，把单位里的电视调到那个频道，执意让我看看的。就在这第一讲上，马未都先生和盘托出这个后来轰动的说法——李白《静夜思》中的“床”，是指“马扎”。我当时就不禁笑出声来，还和同事开玩笑——他应该顺带说出，他收藏的马扎，其实就是李白写诗时坐过的那一把。
     印象里，第二天，就有报纸质疑离奇的“马扎”论。我当时还大惊小怪，以为这是小题大做——因为，我认定这是马先生讲座出的一个硬伤，应该宽容对待，毕竟，他是搞收藏的，许是对古诗不熟。但马先生随后的反应很出我的意料。他不但坚持己见，似乎还对批评反对的声音嗤之以鼻。
     这不是学术的态度。至少就我所见，扬之水女士为之正谬的文字，是值得马先生重新思考“床”的真正含义的。扬之水女士以方物考据在学界著称，她的文章句句有来历，并非如某些门外汉信口开河。学问之事，哪里是可以逞一时嘴舌之快的呢。

二

      马先生其实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释“床”为“马扎”，是基于不少现代人对古诗中“床”的误读。
     可也并没有什么权威的版本，说李白诗中的“床”，就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床啊。
     我查了查手边的唐诗或李诗选本，包括教科书，要么不加注解，要么明确无误地注释为“井上围栏”。这才是大家都应该了解的常识。我很想知道，马先生提出“马扎说”的时候，知道床还有这一释项吗？
    最权威的《辞源》、《辞海》，对“床”指“井上围栏”都有同样的释义，所引出处为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银作床，是指汉白玉一类的石头砌起的井台。稍读古诗的人都知道，“银床’的意象，即“井上围栏”的意象，很是常见。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有“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句；他另一首《洗脚亭》诗，有“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句；而王维《郑果州相过》诗，有“床前磨镜客，树下灌园人”句；李贺《后园凿井歌》也说：“井上辘轳床上转”。这些诗里，“床”指井上围栏，压根儿就不需要注解了。马先生不会以为，这些诗中，是一张马扎接一张马扎吧。
     把《静夜思》和上述诗句稍微比对，还可以发现，不仅意象相同，而且意境仿佛。“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简直像在同一个地方做出来的诗，都是以月色为霜，而以井栏为床的。
      为了说明自己的发现并非孤例，记得马先生在电视里还拉来李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句作为“陪练”。抱歉得很，这里的床——还是井上围栏。你想，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绕着马扎怎么转得开呢？是在院子里绕着水井转啊。
      至于床在发展过程中，还有种种其他的形态，譬如胡床，譬如“床头捉刀人”的“床”，此是另外的话题，且不论。

三

     古语云，有水井处皆思乡。井，往往是家的代名词。所谓背井离乡，看见他乡的井，自然会忆起远方的家。
     不消说李白《静夜思》正是一首思乡诗。深夜，月亮映在水井里，月光倾泻在院子里，诗人独坐，能不起思乡之情？也只有在院子里，才可以举头望明月啊。倘若不是水井而是马扎，这首诗的味道难免要大大削减了。
     真真不解风情。
     顺便要说的是，曾有学者考证李白《静夜思》一诗作于客居金陵小长干时，当时诗人借住在小长干的瓦棺寺。而据《景定建康志》卷16云“小长干在瓦棺南巷”，卷19则云“三井在瓦棺寺后”。这样的考证委实见功夫，但我也是很不赞同，以为有拉诗歌“对号入座”的嫌疑。写诗的地方有井，或许不假；那写诗的地方有马扎，不是更有可能吗？

四

     李白诗中的“床”，无关马扎，殆无疑义。
     如果马先生非得坚持“马扎说”，很希望他能再举出别的令人信服的例。
     最后，想表达一个天真的愿望，是，倘若有一天，马先生愿意放下“马扎”，拾起“围栏”，是不是该和广大观众重新解释一下呢？收藏都有打眼的时候，就当又打了一次眼吧。
     得罪得罪。
   
                                                                                  2008年7月

     昨晚，忙乱了多半天之后，到了将近十点，活儿差不多都落听了，得空往几位熟识的朋友的博客上看看。
     挨个点击，先是进一家最近被关闭的网站，看解禁没有。依然什么也看不到。这家小网站，背后的老板很有钱，但似乎政治上还没有什么地位，所以，自己名下的网站居然被人封了个严严实实。在页面上，有一则很有意思的声明：

     因极个别网友缺乏自律，在某某博客中发布了敏感信息，与舆论要求不符，导致某某网暂时被关闭，我们正在按程序申请解禁。
     ……
    同时，请大家从爱护某某网的愿望出发，特别在奥运期间，谨慎发言，严禁发布违法信息。

     不禁莞尔。这声名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不在“特别”期间的话，这里是可以不谨慎发言，是可以发布违法信息的了。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接着看L兄的。他最新的一篇名为《休博几天》。一看才知道，他也遭遇了我前些日在另一个网站的遭遇，上一篇博客，被那家网站管理员删除了。他打算暂时搁笔。和我一样，他对以后可以写什么很困惑：

    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呀？内容是我20日离开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所见所闻的日记而已，不知何故怎么就没有了。我一下想到我报社一哥们，他的博客文章也被删除掉好几篇，以至于他将自己的博客搬家到另一家博客上了。

    “报社一哥们”指的就是我。没想到有我做前车之鉴，他的“车”还是被收缴封存了。我只好在他博客里留言安慰他，劝他顾全大局。牺牲我一个，和谐全社会吧。
  
    再接下来，看C的博客。C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我最喜欢看她扯闲篇了，貌似没正经，可刀刀见血。她19号写了一篇《娱乐》，分成若干则，实在太好玩了。未经她同意，抄上第一则——想来她会同意的：

     今天开始北京的汽车限单双号，报纸上说单号的汽车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前赶回。我读着这条消息就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想到一到12点单号车就都变成南瓜了，甚至比南瓜还要糟，我想象那是多么仓惶的一个时刻啊！所以尽管我是双号的车，我也吓得飞快地回家了——支持奥运嘛！
    另外我还想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北京市民上街也加以限制，也要分单双号（以身份证为准），不然街上人总是那么多，听说地铁和公共汽车都挤得跟码好的饺子和没码好的比萨饼一样了。想想真是可怕。人为什么就不限单双号呢？还有，我的车是双号，我的人是单号，这么着我是不是奥运期间哪天都不能上街了呢？

    这就是她一贯的风格和觉悟。每遇大事，都急政府之所急，并积极献计献策。人也应该分单双号，我觉得她提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建议。很智慧，也很实用。好兵帅克的智慧，也不过如此了。
    还打算再往下看，这时得到电话，被我派到首都体育馆排队买票现场采访的记者，采访任务完成，忽然犯葛，说要留下来买票。我不好劝阻他的热情。可想到他一夜将露宿体育馆外，还是于心不忍。于是下楼给他买了点水和干粮，打算早点下班，给他送去。
    大约十点半出了办公楼。刚到楼下，巧的是，接到了L兄从广州打来的电话。他今天中午要从广州飞回北京，这就又面临一个老问题——除非闭着眼睛，不然的话，他还得对机场安检有所见闻——一个长住北京的心地善良的彪形大汉，一个全国知名的摄影家，一个除了随身总背着照相机其他作案工具都不熟悉的人，竟然对回北京有点发憷了——和他通话的当口，我身边的街道旁，就站着一个个值勤的人。
    大约11点，我来到首都体育馆。一眼望去，人群蛹动，声音嘈杂。一个警察正手持喇叭，站在检票口前的栏杆上，“46号”，“47号”，高声叫喊。看来，刚开始叫号——而这些号码，据说，是观众“自发”的。
     我给那个嘎小子打电话，偏偏他手机没了电。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希图发现他的踪影，却是一无所获。入夜，天气犹热，我的腰伤实在不敢过于折腾，只好在外围找个地方歇息。我旁边是一对母女，女孩子大概是高中生，聊了几句，知道她们是上午就来了的，所以领到了400号。虽然差不多了一天了，小女孩依旧精神饱满，很是兴奋。闲聊的当口，无意间竟然在隔离带一侧，看到那个嘎小子的身影。于是，把水和干粮交给他，起身往家走。
    往西，转过白石桥立交桥，再往南，上了首体南路，一切就都“正常”了。甚至显得比往日还要安静些。不知情的人，谁能想到，好几千人，此刻正聚集在不远处，为一张两张的奥运门票而通宵达旦继以达旦通宵呢。
    而在奥体中心守侯的记者，此时发来短信，说那里早就超过5000人马了。局面很可怖。
    12点，回到家。开了空调，准备睡个凉觉。又有短信来——一位可尊敬的同事，看零点新闻，怕我漏稿，殷勤地转告我，有6辆转播车，正从天津出发，沿着京津高速往北京开，凌晨4点将到达鸟巢。
    我理解，庞大的转播车车队半夜进京，就是为了避开扰民。但它们却没能避开一双双追踪的眼睛。
    天热，奥运热，人也跟着发热了。
    该吃几粒仁丹了啊。 
    躺在床上，照例无眠。无端地就想起一句不相干的诗句——
    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 
                                                          7月25日中午匆草。

      晚上看报才知道，今天是曼德拉先生90岁的生日。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提起曼德拉，不能不肃然起敬。我以为，他是当今这个世界，唯一还活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这个黑人老头90年的岁月，不啻是一部伟大的传奇。27年的监狱生涯，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人生，从而成就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声誉。我之了解南非，首先知道的，就是南非有这样一位常常绝食的黑人囚犯。
      为了南非黑人可以有白人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或者说，为了南非的黑人有人的权利和地位，曼德拉差不多把牢底坐穿了。
      但他是这样描述走出罗本岛的心情的：“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他做到了。几年后，当他已经是南非的总统的时候，在就职典礼上，他恭敬地向3个曾关押他的白人看守致敬——所有的人都知道，来自罗本岛监狱的这些白人看守们，曾经怎样野蛮地虐待过他的肉体和灵魂。
      他以一己之力，终于改变了南非，从而改变了世界。或者说，他拯救了所有把黑色作为肤色的人民。
      在我看来，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里，他是可以和圣雄甘地比肩的历史巨人。
      很遗憾，中国自古及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但几乎没有出过曼德拉式的民族英雄。比起印度和南非，中国人选择的是暴力革命，以鲜血换取革命的胜利，换取政权的更迭，换取权力的宝座——革命的目的，几乎和民主无关，和自由无关。相反，革命，在革掉反革命的同时，民主自由的种子，也一并被扼杀。以救亡的名义，压倒了启蒙；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新的专制。
      我们应该反抗，但一定要杀戮吗？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即便冠以正义的旗号，就是可以讴歌的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走一条不是“主义”而是“人”的道路？
      我们走出了监狱，目的就是建一所新的监狱，自己当看守吗？
      但凡是人，就是平等的，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但凡是人，就是平等的，无论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罗本岛的大门被打开了，自由民主的阳光照射进去，难道还要关闭它吗？
      曼德拉出狱后，香港音乐家黄家辉曾为这位黑人老头写过一首《光辉岁月》，听过的人一定记忆深刻。曼德拉在监狱的时代，黄家辉写歌的年代，似乎是比现在，更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可惜黄家辉已经去世多年，不然的话，在曼德拉90大寿的时候，或许会再写点什么。
      这里且抄下那首歌词，祝黑人曼德拉先生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吧——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7月18日晚匆匆。窗外月色昏黄。疲惫不堪。

      这两年，北京最重要的建筑，应该是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大楼，分别被形象地称为鸟巢、鸟蛋和鸟腿。
    我于这三项建筑，撇开它的功能，只就它的外观而言，喜欢的是鸟巢和鸟蛋。
    鸟蛋迄今还没有进去过。上个月曾有朋友特意赠票，被我孝敬了老师。有一次，傍晚时，我从北海大桥过，随意往南看，夕阳下的中南海金波粼粼，远远的是鸟蛋银色的柔和的光辉，真是十分的美丽。好多人认为鸟蛋和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风格不合，我倒觉得在那一片方形而稳固的建筑群中，有个充满灵性的圆形建筑，反而是别开生面了。只是北京春天多沙尘，据说清洗鸟蛋的外立面是很费功夫的。
     而鸟腿给我的印象颇为恶劣。许是我几次路过的时机不对。一是玻璃外墙，在阳光下过于晃眼；二是整体建筑给人不放心的感觉，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这两个特点，都有点像它新闻的视角和立场，好大喜功，盛气凌人，但琢磨起来，似乎靠不住。
     还是鸟巢看上去亲切。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创意。我打小就喜欢鸟窝，设计者佐尔格们一定也是。难得的是，他们把鸟窝幻化成了一座巨大无匹的体育场。说来城市确实如一座森林，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那么，这鸟巢，名副其实就架在这城市的上空呢。
    今天上午，终于有机会到鸟巢前转悠了一趟。虽然不能进入鸟巢内部，也算到此一游，亲眼所见了。它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这倒让我有些惶恐——我心目的鸟巢，应该更秀气些，更俏丽些的。其实，面对所有号称巨大的东西，我都多少有些心理畏惧，或者说，性格上的排斥。
     鸟巢西侧，有些雕塑。体育场所，好像都愿意摆点雕塑做装饰。只是我不喜欢不锈钢的雕塑，总觉得不锈钢的质地与艺术难以搭界。当然，这是我的偏见，并且，这似乎是时代流行的特色，毕竟不锈钢多的是。就造型来说，鸟巢前的雕塑，包括非不锈钢质地的，好像都显得局促和小气。这样一座宏大的建筑前，原本应该有更好的艺术搭配的——可惜，这一届奥运，样样都是急功近利，不多说了。
                                                                                   7月17日凌晨

      民国葛煦存《诗词趣话》一书，收录了一首乞丐诗。

      昔时有一乞丐，穷饿以终。其身中遗有绝命诗一首，诗云：

       浪迹天涯独自由，
       手携竹杖过通州。
       饭篮向晓迎残月，
       歌管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翻尘世界，
       一肩担尽古今愁。
       而今不受嗟来食，
       村犬何容吠未休。

     不知道编者从哪儿收罗到这首绝命诗的。一位乞丐，能写出这么工整的诗，且以一首诗告别人世，身世应该有不寻常的地方。至少，他曾经是一个读书人吧。
     诗写得平易直白，谈不上什么技巧。但品位不低，通篇描述乞讨生活，却是心胸坦荡。
     一个人，谁不向往人间的繁华和温暖？谁愿意独自踽踽于路途？谁愿意餐风露宿？这个写诗的乞丐，究竟遇到了怎样的苦痛而沿途乞讨？这首诗，每一个字背后，都隐藏了怎样的忧伤？
     “浪迹天涯独自由”，苦楚中不忘“自由”；“村犬何容吠未休”，忧伤中其实有愤懑在。“而今不受嗟来食”，是乞讨也不接受轻蔑的施舍。可以想见，大约正是这样的禀性，他这个读书人，才沦落为一个乞丐的吧。
     不难推测，这是一个有气节的读书人，一个有尊严的读书人。虽然衣裳褴褛，虽然一手乞杖，一手饭篮，但他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他的绝命诗，是以俯视的眼光，看着这个冷漠的世界的。
     读书而“穷饿以终”，真是对“惟有读书高”的绝妙反讽啊。“穷饿以终”，还不忘以诗的形式向人世告别，我想，这倒算是诗歌的荣幸了。国家不幸诗有幸，其实是，诗人不幸诗有幸的。葛煦存在书中评这首诗“胸襟高旷，愧尽世人”。我以为
，这样的诗，确实有资格进入诗歌史。比起康熙乾隆们写的好几万首诗，这一首，至少，为乞丐们代言，说的是发自内心的话。
     其实，每个在为生计而奔命的人，本质上都是在乞讨。只是乞讨的方式有所不同吧。比起这位写诗的乞丐，今天的我们很难说自己就比他幸运，“浪迹天涯独自由”，他的内心，是自由的。
     我们呢？
                                                                                   2007年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你毕竟经历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卡夫卡

     抄这一段文字，是想介绍筱敏的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这段卡夫卡语录，印在小说的扉页，照我的理解，是被作者选来以代前言吧。
     关于卡夫卡，似乎不用说什么了。这个伟大的作家，揭示了人的变异的残酷的现实。而筱敏征引他这几句话，很显然，是意在告诉读者，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我们这些“人”，也曾经怎样扭曲地生活过。只是与卡夫卡揭示的人的异化有所不同，我们是被荒唐而野蛮的政治力量，扭曲了人格和人性。
      这几年，我一直很留意筱敏的作品。去年曾认真地读完她的散文集《捕蝶者》。在当今中国的作家中，她选择的题材，她政治的敏感，她审视的眼光，她忧患的深沉，她文字的思辨，她情感的执著，都是很罕见的。
     小说本身，就像它的名字，因为采用手记的形式，也就带有散文化的倾向。它差不多是作者的自传，也是作者回望往事时内心的独白。故事反倒不大够，没有相似经历的人，读这本小说，大约需要一些耐心，因为只有熟悉当年情境的人，对当年的情形不能释怀的人，才能读懂小说背后的很多潜台词，也才能体察出文字背后的痛楚。
     有评论说，“若干年后，它可以被沉淀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而在我看来，所有有良心的人，所有对民族对国家还抱希望的人，所有对文化对文明还抱敬意的人们，也许不必期待这部小说最终被尊为史诗，但一定对“若干年后”充满了期待。
     对一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屠杀，对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性大屠杀，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接近真相的说法吗？别的先不追究，试问，哪一个民族，会把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人的头像，一直高高地悬在民族的头顶？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大劫难之后的幸存者。大劫难的废墟，似乎已经看不到了，但废墟的气息，不时还能闻得到。什么时候，幸存者，幸存者的后代，才可以自由地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呢？
                                                                       2008年5月

一

    7月1日，有个北京的小伙子在上海犯下一桩惊天大案。他单枪匹马手持利刃，闯入上海市公安局，从大门口开始，一路砍杀，从底层大厅“先后窜至10楼、11楼和21楼”，如入无人之境。案件中，共有6名警察死亡，3名公安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受伤。
    看了新闻，大家错愕不已。一般人的印象里，警察局里该是何等森严壁垒，一个持冷兵器的人，怎么可以如此横行无阻呢？
    而我的疑问则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独闯警署，风险实在太大了。看他行凶的装备，显然是“有备而来”，是精心准备好了要“决一死战”的。
    据报纸介绍，案件发生后，上海警方先是认定这个杨姓杀手因为偷盗自行车被处理而怀恨在心起了杀意的，后来又从网站上撤下了这个推断，宣称作案动机待查。
    按案情，不难推测，他这是“仇杀”；而且，从他行凶手段的毒辣，不难揣测，他的仇恨不为无因。凭常识，人们也不大相信，一个人仅仅因为偷窃自行车被逮了，就生出这么大的仇恨。在我看来，偷自行车的人固然可恨，但还没“恶毒”到这样的地步——除非警察在处理他的时候，用了非常规的手法。
    6名警察死得都很惨烈，应该向他们志哀的。他们的死，也确实很冤枉。我不免推测，也许，凶手直接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那么，他们是替谁死的呢？

二

    上海警察的被残杀也许只是个体行为，因为不能排除一个人以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但闹得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骚乱，警察局大楼以及县委县政府大楼皆被焚烧毁损，则明白无误是群体事件。
    这样的事例，在当今的中国，实在不多见。老百姓端了当地政府，是什么性质？警察局本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本部，不想自己的安全倒泡了汤，更让人匪夷所思。
   事件也是由一桩刑事案件的处置引起。一个上初二的小女孩死了。警察坚持说是跳河自杀，家属则认为是被奸杀。于是，死者亲属上县城游行讨说法，此时，“不法分子”出现了，“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终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昨天，贵州最高当局对此事做出定性——“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耐人寻味的定性。因为案情的细节没有完全公布，比如我们不知道那个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小女孩谈恋爱的男孩子到底是不是县领导的孩子，我们姑且相信“起因简单”——因为毕竟也只是一起案件——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人就此要别有用心？瓮安县党委、政府明明“健在”，怎么还会有“黑恶势力”？
    退一步说吧，如果确实是“黑恶势力插手”酿制出的事件，那岂不是当地警察部门严重失职的后果？地方上黑势力都壮大到如此地步了，此前警察们干什么去了呢？
    烧者，烧官府大楼者，显见是要发泄愤怒。瓮安县民为什么如此愤怒，是不是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在给事件定性之后，当地政府也应该向公众做个解释吧。
    不然的话，老有人“别有用心”，老有“黑恶势力”，连警察局自身都不能安全了，老百姓怎么能信任他们保一方平安呢？
    好多小孩子不听话，他的妈妈都会这样吓唬他——再哭，警察叔叔来了，把你抓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很怕警察叔叔。
    愿警察叔叔们，更愿那些为政临民者，琢磨琢磨这句话，然后三思而后行。

                                    7月2日晚匆草。雨连下9天，今天转晴，很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