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胜的博客

　

       山东流传一首据称是韩复榘的诗：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面细来下面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面细来上面粗。

       有关韩复榘的笑话很多。这首似诗非诗的东西，也是笑料之一。也许是老百姓有意编排他的，因为他是个军阀，做过很多让人起恨的事。不过编排的很好，这四句很是切合他不通文墨的行伍身份。头两句，大老粗的口气；后两句，确实有军阀混不愣的气慨。能写出这样的诗，敢于和泰山较劲，倒是很需要胆量的。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散文里，引用这首诗后，对韩复榘有过别的赞词。认为他主政山东期间，明文规定不得在泰山乱刻题词，是一件善举。如果这首泰山诗真是此人所写，而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在泰山上勒石，可见还算识相。历代大小官员，在泰山上胡乱地题词，可真是不少。
       顺便再抄另外一首军阀所做的诗。

    樱桃一篮子，
    半青一半黄。
    一半寄怀王，
    一半寄周贽。

       这也算得上是一首诗么？据说作者是安禄山。
       这几句诗，毫无诗歌的意味还在其次，首先形式上有极大的硬伤，因为根本不压韵。据说当时有人好心建议安禄山把三四句的位置换一下，读起来就顺口了。不想这位胡人把胡子一瞪，发怒道：“岂可使周贽居上压吾儿耶！”
       原来，周贽“居后”，是因为地位要比“怀王”低。怀王即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是安禄山认下的干儿子；而周贽，是安禄山叛军中一员大将。对安禄山来说，干儿子的地位，是远比诗歌中的押韵要重要得多。押不押韵并不打紧，两人的前后排序，可是乱不得。
       写诗如此没有顾忌，是霸王心态使然吧。一个人，倘若可以为非作歹，那么，他想写诗，格律对他能有什么约束呢？
        再后来，大家熟悉的例子还有“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故做潇洒，实在是视诗词为儿戏，如此调戏般的低级语言，本身就臭得很；《沁园春·雪》，它的好坏见仁见智，先不评论，只是谁也搞不清他硬造的“原驰蜡象”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再有，“我失骄杨君失柳”，整首词意境还算好吧，可就押韵一条来说，却是过不去的。据说胡适先生读到这首词，原以为押的是湖南方言韵脚，便特地向懂湖南话的语言大师赵元任请教，“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胡适和赵元任两位，都是纯粹的书生，他们以为，只有规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岂不知，人家本是“无法无天”的人。旧世界都被他打碎了，文明和人性都被他踏在脚下了，不遵循旧格律，还算个事吗？

                                                2007年，旧作。

　

       又是一则与影星巩俐相关的新闻。几个月前，她加入新加坡国籍，招致不少国人的非议和谩骂，理由是，改换国籍，就是不爱祖国的表现。今天，网民再次对她发动攻击，因为她拍摄了一组穿着日本和服的写真，网民为此讥诮说，她是“新加坡人扮日本人”。
       外面的天气很冷，看到这样的消息，更觉得冷。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几天，刚开过纪念的大会。所有亲身经历了这30年的人，都不能不对“改革开放”四个字抱深切的好感吧。巩俐国籍和服装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也于无意间表明，这是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巩俐能加入新加坡国籍，要拜改革开放之赐；网民们能在网络上就此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也要拜改革开放之赐。
       可是，有了自由发言的机会，就可以无端地指责别人的自由选择吗？巩俐为什么不可以换国籍呢？这与爱国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穿和服拍摄照片，与爱国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三十年来，乃至自推翻封建王朝以来，我们以沉重的头颅和淋漓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我们至今还在无限憧憬并孜孜以求的，不就是让所有的人，有更多的自由表达和选择的机会吗？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得方便逞口舌之快，而不能接受别人哪怕微小的自由选择呢？
        我们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为什么又愿意以专制的、独断的、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思维，去干涉别人的自由？有谁赋予我们特权，去指责干涉别人正当的自由选择吗？且不论还出以脏言秽语这种抬不到桌面的行为。
        就我们自身的自由来说，出于不同的喜好，完全可以不喜欢巩俐，完全可以不加入外国国籍，完全可以不穿日本样式的服装，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巩俐以及巩俐们的选择，只要他们在法律和道德容许的范围之内。如果巩俐是如贪官一样靠钱财买路成为新加坡公民的，那我们倒不凡给她几句冷嘲热讽；如果巩俐是如政客一样身穿和服参拜靖国神社的，那我们也完全可以出于民族感情，对她大加讨伐。
        说到底，种种对自由的反动，还是因为传统的专制和“文革”的野蛮遗风，至今犹存。三十年改革的狂风，荡涤掉多少污泥浊水，可是，很多人的心里，还是改革开放的死角。在官方的文件里，“文革”是早被彻底否定了。可看看包括网络在内的舆论，“文革”式的语言依旧不绝如缕；再看看身边，无视法律无视人的尊严的“文革式”的行径，依旧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无疑已经对此前闭关锁国野蛮专制构成巨大的冲击，但三十年里，庞大的僵化的封建专制的顽石，不少还挡在前进的路途中。改革开放的脚步，或许还仅仅是个开始。思想的解放，自由的启蒙，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巩俐事小，自由事大。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日冬至，据说是北京5年来同期最冷的一天。年轻时并不怕冷，近年来开始畏寒。

　

          家里的阳台上挂了几刀腊肉，这在北京大概不多见。而在南方，一进腊月，哪一家阳台上不是挂满腊肉腊鱼，还有香肠、咸鸭子呢。南方的腊月，名副其实就是腊味的日月。
          很奇怪，寻常的鱼、肉和鸭子，拌上盐腌上十天半月，再晒干，味道就迥然不同。很蹊跷的是，必须得在寒冬腊月制作。其他季节，怕肉和鱼变质，腌制一下也是有的，也要晒干了，但是却吃不出腊味来。
          那么，腊味的香从何而来？梅花香自苦寒来，难道腊肉也是因为天寒地冻才变香的吗？在我看来，它是太阳和盐才能调和出的一股香，融在其中了吧。
          每一个在南方长大的人，谁不津津乐吃腊味？江南忆，最忆腊肉香。我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在北京一晃就二十多年。知道我偏爱腊味，以前每到腊月，母亲在老家照例会来信，或是打电话，问我需要多少腊肉，要是我不打算回家过年的话，她就早点寄过来。这时候，妹妹总在电话里总开玩笑说，妈妈偏心啊，给你的腊味都是挑好的，连咸鸭子的头和脚都预先去掉了呢。
           今年可好，几个月前，母亲来北京了。入冬不久，她就开始准备就地腌腊肉。先到菜市场去挑选肥瘦合适的肉，然后找缸，找粗盐。室内温度高，还特地把腌缸搁置在阳台冰凉的一角，怕暖气让腌肉变质了。然后计算着腌够天数，然后按时起缸，然后挂在阳台上晾晒。我安坐家中，只等到日子品尝那几刀腊肉的美味了。
           说起母亲在北京这几个月，真没少在吃上费工夫。腌腊肉只算其中一件小事情。平常打扫卫生、洗衣等等家务，几乎都是母亲一人承揽的。母亲不识字，电视都很少看，每日里总是想方设法找点家务做。因为我的好多事情母亲插手不上，所以，就把对我的关心，集中在吃饭一途。好多年来，我已经习惯自己给自己做饭，如今一进家门，坐享其成，顿觉轻松温暖。有时回家错过饭点，就听到母亲这样的招呼，“饭还在保温呢，把菜热一下就可以了”，一时间，恍惚是回到了儿时，回到了儿时的故乡。那时贪玩，晚饭时总是听见祖母或者母亲大声喊叫才回家的。
          母亲一辈子养成早起的习惯，而我起床总要迟些。怕影响我睡觉，她在别的房间走动，很是轻手轻脚，出门晨练时，并不是把门就势撞上，而是用钥匙轻轻拧着锁上。其实我常常已经醒来，能感受到母亲的轻微的动静。往往在那一刻，心里觉得很难过，知道母亲在处处为我着想，而我却不能如母亲一样，为她做点什么。母亲一辈子受过很多苦，而且大多是内心的创伤。她自幼没有得到过母爱，却把母亲的大爱给了我和妹妹；她没有得到我父亲的爱，却希望我和妹妹有个幸福的家庭，却不想我的境况让她的希望落了空。她晚年本该在老家享点清福，却是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照顾我。我的日子过得有点糟心，母亲虽然没和我说过什么，但看她的表情，我知道她不时地因为我而忧心。
          我能听到母亲内心的叹息。
          话说腊肉终于晒好了。那一天，母亲兴冲冲地上锅蒸熟，可端上桌来，闻着就有点不对劲，因为根本没有老家腊肉出锅时那一股喷香扑鼻。吃进嘴里，母亲和我更是疑惑不解，有点腊肉的味道，可和记忆里腊肉的味道，又大相径庭。
          一样的腌制，味道是大大走失了。橘逾淮而为枳，难道腊肉也逾不得淮？母亲很有些失望，怪罪北京的肉不比老家的好，怪罪阳台上没有大太阳可以把肉晒透，“这也就是个腊肉的样子”，母亲总结说。
        “总比没有腊肉吃强啊”，我这样安慰母亲。这倒是实话，对于我来说，有个腊肉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虽然口感不那么好，但依稀里飘拂着过去所有吃过的腊肉的香。

                                                           2005年12月31日

　

          以流氓无赖而称帝的刘邦，竟然以一曲《大风歌》而在诗歌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我一向猜疑《大风歌》并非亭长自己的手笔，但短短三句诗就显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气，似乎也不是文学侍臣可以代拟出来的。
          就《大风歌》来说，衣锦还乡，宴请乡亲，还算有良心。奇怪的是，身为一国之君，偏要在宴会上给乡亲们唱歌。我原本以为这是刘邦的独创，空前绝后。后来看到宋僧文莹《湘山野录》里记载有吴越王钱鏐一则还乡逸事，才知道这样的雅事，并非为刘邦所专美。吴越王回到老家，也是大摆酒席。凡男女八十以上者，皆用金爵，百岁以上者用玉樽。钱镠自起执爵，唱《还乡歌》，以娱各位来宾：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
            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
            父老远近兮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
            斗牛光起兮天无欺！
 
          不知道他是起意效法刘邦，还是英雄所为略同。总之，乡亲们喝酒，他唱歌助兴。气魄虽然没有刘邦大，但皇帝的口气是一样的，诗风也接近《大风歌》。有趣的是，出现了吴越王料想不到的局面：“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知道他在唱歌，却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没办法，他的《还乡歌》太“文”了，而乡亲们大约都没什么文化吧。
         看到没有想像中的满堂喝彩，吴越王有点扫兴。于是想其他法子。只见他又喝了一口酒，清清嗓子，这回改唱“通俗歌曲”了：
 
           你辈见侬底欢喜，
           别是一般滋味子，
           永在我侬心子里！
 
         不说文言，而说方言；不吟诗歌，而唱山歌。酒席上顿时爆出效果，“歌阕，合声广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看，皆大欢喜了。
        看来，有些时候，有些场合，民间俚曲，确是比庙堂诗歌更具有感染力的。后来的高高在上者，应当可以从这则故事得到启发，如果想要与民同乐一下，最好选择小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样才会引起共鸣；否则，你自以为是对牛弹琴、曲高和寡，而在洗耳恭听的一方，还以为你在发癔症、说胡话呢。

                                             2006年7月3日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这封只有九个字的信，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国王钱鏐写给夫人的。妻子回娘家了，国王盼着她早点回到身边，所以写这封信，但信中并没有火急火燎催请的意思。
      “陌上花开”，是写信人道眼前景。分别后发生的事应该不少，为什么单单要告诉夫人阡陌上野花已经盛开？是盼望她回家一同欣赏吗？自然界都已经春光融融，是该回来一聚了吧。或是往年陌上花开时节他们一同浪漫出游过，是想借眼前景唤起夫人往日的记忆？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四个字，似乎是一句别有用心的暗语。
       “可缓缓归矣”，明明是想问夫人的归期，却又出以商量的口吻，一个“可”字，颇堪玩味。这一句嘱托，看似不急切，但显出很关切，和“陌上花开”四字连读，就知道这位国王的心里，其实抓挠得很厉害的。
        九个字，情深款款，含蓄蕴藉，含不尽意在言外。钱鏐本是行伍出身，曾参与剿灭黄巢，相传曾命三千铁弩射回八月钱塘江潮。难得这封信一点也不见武夫的卤莽，字字温情，甚至带着讨好的意味。
        情感的事谁说得清呢。表面上是粗人，且话不多，可内心是如此的丰富。

                                             2006年2月27日

　

        前些日子，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是某地改进屠宰方式，将传统的用刀宰杀改为电击。报道说，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猪的痛苦，同时，猪的肉质也更加鲜嫩。
        似乎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来，被屠宰的，在人类看来，是减轻了痛楚，虽然这根本没法得到印证；二来，它们的肉质要鲜嫩不少，这倒是嘴刁的美食家们立刻可以鉴定出来的。只是有了这第二条理由，很容易让人起疑心，以为改进屠宰方式，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还在肉质的改善。我不免担心，如果肉质因此而变老了，难道这种看上去文明一些的屠宰方式，还要变回去不成？
        人类的虚伪，在吃肉一途，总是无法遮掩。或者轻微一点说，吃不吃肉的矛盾，总是无法调和。吃，不可避免地就要宰杀其他动物的性命；不吃，直接关联到人类的体魄健康；再说，有几人能管住自己的那一张馋嘴呢？
        从人类进化的历程看，似乎可以说，吃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能和权利。人豢养动物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自己提供肉食。弱肉强食，彼弱我强，是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基本法则。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倒不是吃还是不吃，而只在于，以什么方式剥夺动物的生命，以什么方式来吃。要么不杀生；一旦杀生，已然谈不上以动物为本了，那么，对待动物也要“以人为本”才是——不能仅仅满足人的生理口福，而且还要符合人类基本的心理标尺。也就是说，要有人类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
       至少，虐杀动物一途，是应该彻底摈弃的。
       以前听说过活吃猴脑，行为残忍，令人不忍闻，如今大约是绝迹了，因为猴子实在不好找。我则亲眼见过一次活吃鲤鱼。鱼端上桌来，身段炸得焦黄，可嘴巴还在一张一张的喘气。据说，用湿布裹住鱼头下油锅，鱼头一时半会就不会断气。这个活鱼头，不是用来吃的，只给食客们看。
       我始终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看头，有什么乐趣吗？
       历来，虐吃动物的做法很多。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有《食欲》一篇，详细记述了几种，都很是稀奇古怪。
    一是汤驴。这是当时陕西的特产，被视为珍贵礼品。制作方式“备极残酷”。

    先以厚板铺地稍高，多钉坚实，而凿四眼，仿驴身驴蹄之大小。拉驴上板，纳四蹄于眼中，不容稍为展转。乃以多沸热汤浇之，自头至尾遍体淋漓，以毛尽脱为度。竟成雪白一驴，而命已绝，肉已熟。

        这还只是杀驴。至于驴肉的加工，另有一套很繁复的办法。因为办法特别，这种驴肉“非大好筵席不轻用，本地极贵重之，故远致方物也”。
       活烤鹅掌的做法，则和杀驴“异曲同工”。有人爱吃鹅掌，又嫌日常的不够肥厚，于是，用砖头砌成火坑，烈火把砖头烧红，将鹅放置到砖头上。鹅脚下受不住，本能地拍打不停，一直被烫死倒地为止，“一身血脉，尽注于掌”。据说，这鹅掌吃起来，才够味道。
       此外，刘廷玑记述的一种拔鸟毛的办法，也令人匪夷所思。天津一带产一种名为铁脚的小鸟，“烹炒为下酒物，味鲜爽口”。看看当时人是怎么捕捉和加工的：

     其鸟群飞，以网罗之。一网可得若干。其挦毛之法则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炽红，将鸟从网倾入，以物覆之。彼于内乱飞相触，热气交加，互相扑打，毛自尽脱，不假人力，诚火攻也。

       要吃人家，还要人家自己把毛褪干净。这是只有人类才想得出的法子吧。
       刘廷玑还记录了同时代一位僧人的恶行。这位出家人竟然嗜好吃鳖，做法更是别致得很：
   
     釜水微温，置鳖于内，将锅盖预凿数孔如所置鳖之数，盖定以重物压之。然后以薪燃鳖，令水渐次而热。鳖觉水热，沿盖得孔，以头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酱油、酒醋调和匀好，乘其热极口张，以匙挑而灌之，五味尽入肺腑，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惨异苦。僧见其状，向之合掌曰：“阿弥陀佛，再忍片时便不痛矣。”

        身为和尚，非但不守不杀生的戒律，而且杀得如此肆无忌惮，真是可怕。等他故去，佛祖便是把他打入阿鼻地狱，也不为过吧。南方曾经盛传一道名菜“泥鳅钻豆腐”，做法跟和尚吃鳖差不多。泥鳅和凉水下锅，上覆软豆腐，然后小火加热。因为水比豆腐热得快，所以，泥鳅出于求生的本能，会一个劲儿地往豆腐里钻。原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沸水的煎熬，怎么会想到，它钻进的，其实是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老鳖和泥鳅，都算很狡猾的动物了，但比起人类，它们是连小巫都算不上。 
       凡此种种，手法不一，花样繁多，但性质则一，都可以归入虐杀动物的范畴。当滚烫的水浇到活驴的身上，当老鳖从小孔中伸出求生的脑袋，人性与兽性，在施虐的一方，便已经调了个个。
       说到底，对待动物的态度，宰杀动物的方式，体现的是人自己的尊严，人自己的体面。虐杀的行径，先不论动物接受与否，首先是人类自身不能接受。某种意义上说，对动物的虐杀，就是对人类全体尊严的嘲弄与蔑视。
        况且，在我看来，对动物的虐杀，满足的大约并不是口味，而是恶的快感。因为动物被虐杀之后，味道是否一定就会胜出，是可以存疑的。食欲，食欲，这欲望，其实早已经超出食物本身了。

                                                     2008年1月29日

　

          在报社上夜班的时候，因为工作杂乱，节奏又快，又容不得差池，所以精神上往往疲惫不堪。但很奇怪，有时候，手头的活计略略落听，歇口气的间隙，脑海里会蹦出些很不相干的事情。比如这样的一首诗来：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是我从前极喜欢的一首诗。坐在沉闷的办公室格子间里，报纸的小样还搁在手边，心里头怎么会冒出这几句超凡脱俗的诗来呢？简直一点没来由。
         这首诗，写得可真美。两个好朋友，在山里喝酒，在山花浪漫处喝酒；一杯接一杯，喝得很不少了；“我醉欲眠卿且去”，用了渊明的典故，告诉朋友，我醉了，想睡了，你先回去吧。最后一句，是相约明天接着喝。
         诗，近乎天籁；情，一片率真。  
         可我每每读这首诗，又都觉得诗中其实是深藏着大寂寞的。大寂寞在于，倘若老朋友明天不来，那他就只能自个儿喝酒了。于是乎，心里不免替李白添一分担忧，怕他的老朋友明天果真不来赴约，甚至永远都不来了。“明朝有意抱琴来”，这是殷殷嘱托，或者说，竟是恳求呢。
         当然，我也觉得，在大寂寞之外，是还有值得诗人欣慰的地方。毕竟，有过一个老朋友，在往昔和今天，都对你“有意”，可以陪你“一杯一杯复一杯”，可以为你弹琴一曲。便明天他不再来，你还有带着酒香和花香的回忆。
         诗里没有描写弹琴，但分明有高山流水的声音，传到我们的心里来了。
         由这几句诗，嘈杂了一天的灵魂，可以暂时溢出办公室的壳，得片刻的清闲和欢愉，这在我，倒也不失为一件高兴的事情。如此看来，夜深人不能静时，心头掠过这首诗，潜意识里，或许还是有些来由的吧。

                                   2006年4月11日。

　        有人给孔丘先生送来一条鲤鱼，这当口，他的儿子出生了。于是，他给儿子起名孔鲤。从前看到这典故，很是看不起孔先生。以为不过吃人一条鱼，至于要以儿子的名义纪念一辈子吗？及至稍长，读孔子的语录，见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才醒悟到，孔先生对吃真是很看重。叫着孔鲤，便想起鱼的美味，也算一举两得。他不惟是思想家，还不愧是美食家。
       人谁不好吃呢？所不同的，是有人吃完就拉倒，而有人吃了，还像孔丘一样，要以特定的方式向美食表达敬意。于是，美食之后，有食文化。传统文化中，食文化大约是最让人亲切的。对食文化有贡献的人物，也大多有可亲可爱的一面。比如孔丘，比如苏轼，比如李渔。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丘若不是好吃之徒，怕不能作如此高屋建瓴的概括。想来人生的根本正在这两途，一为生命的存活，一为生命的延续。相对于色，食更是兹体事大。没有食，何来色？所以，作为人生的记录，食色从来都是文学乃至文化永恒的主题。
       一代有一代之口味，一代有一代之食文化。美食散布于华夏各处，美食文化则散见于包括《论语》、《吕氏春秋》在内的无数经史子集。《礼记·内则》大约算是古代第一部“食经”，记载了当时很多吃饭的规矩；北魏崔浩《食经》开食谱之先河；稍后的《齐民要术》堪称那个时代烹饪的百科全书。历代美食典籍，多矣。
       谈饮食，不能不提苏轼。他作《老饕赋》，宣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被后来的老饕们，尊为贪吃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东坡还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赞美美食，还洗手下厨，留下千古杰作东坡肉。他烹制的最正宗的东坡肉味道如何，已经无从知晓。即以今日东坡肉而言，也是无上的美味。我每到杭州，或者到杭帮菜馆，都要吃上一两盅的。我以为，肉烧到东坡肉的份上，就像诗词小品写道东坡的份上，差不多登峰造极了。
       饮食文化典籍，至明清更加蔚为大观。张岱《夜航船》有“饮食”、“果品”、“菜蔬”、“虫鱼”诸节，白描式地介绍厨房技巧，很具有职业厨师的姿态。袁枚《随园食单》、李渔《闲情偶寄》也都发散出浓烈的灶台的烟火气息。李渔《闲情偶寄》的饮馔部，总结出饮食24字诀：“重蔬食，崇俭约，尚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洁美，慎杀生，求食益。”这和当今崇尚的环保的饮食理念，好像没什么差异。
        比较起来，李渔谈吃是在一旁品头论足，袁枚可是真刀真枪。他的《随园食单》是今天都还可以操作的实战指南。各地多有名为“随园”的饭馆，不知道有几家，菜谱上还保留了他的这份食单。估计多半都是借用他的幌子了。不过，袁枚是士大夫，他的菜谱看似寻常，却暗藏着富贵，也不是一般的小馆子做得起的。看看他怎么做冻豆腐：“将豆腐冻一夜，切方块，滚去豆味，加鸡汤汁、火腿汁、肉汁煨之。上桌时，撤去鸡、火腿之类，单留香蕈、冬笋。豆腐煨久则松，面起蜂窝，如冻腐矣。故炒腐宜嫩，煨者宜老。”你觉得这是在做豆腐吗？
       明代状元杨升庵，清末文人李伯元，也都有专门的美食著作传世。到了近当代，周作人《知堂谈吃》、梁实秋《雅舍谈吃》、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都是令人回味的谈吃妙品。而在当今吃文中，最当行本色的，应是汪曾祺。汪先生的饮食散文不少，《故乡的食物》、《葵·薤》、《韭菜花》，都堪称美食的经典。盘中几碟小菜，纸上一片田园，于清淡闲适中，蕴含隽永无穷的滋味。汪先生自己，也是常常下厨的。他给沈从文先生做过一次烧羊腿，沈先生吃得很尽兴。汪先生的美食文字，无疑是当今食文化的餐桌上，一道最为流光溢彩的佳肴。不知汪先生之后，还有谁能为之继？
       这些年来，吃书依旧大行其道。五花八门的，好比摆满了一桌子菜，反而让人不知何处下筷了。我一度很喜欢读沈宏非，他的《食相报告》、《写食主义》，独辟蹊径，颇有灵气。貌似谈吃，而别有他意。读他的书，会觉得他是个吃明白了的人。人生百态，社会万象，都尽在一吃之中，仿佛饭桌上的王小波。此外，赵珩先生的《老饕漫笔》，则沿袭文人传统，从吃的角度梳理人生，行文很是雅致。人一辈子，真的是很像一桌宴席，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完全可以从往日的每一道菜里，回味人生整个的滋味吧。
       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笔，是何其潇洒惬意的事情。要感谢这些把美食化作美文、将菜香化作书香的人，他们大快朵颐，温暖了自己的胃；而顺带着又给我们大饱眼福的机会，滋养了我们的心。
                      2005年3月，旧作。

　

       世间的好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消受。比如酒，自是佳物，但有人喝得不亦乐乎，有人却喝得苦不堪言。有酒量的人，是一杯一杯复一杯；没酒量的人，是滴酒沾唇人已醉。
       有关饮酒的诗文，几乎篇篇佳什。曹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一路往下，酒席简直就是诗歌的宴会。只是这些诗人，大都独饮的时候居多，“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人喝着。自己喝酒，免不了寂寞孤独，但有一样好处，就是用不着别人来劝，也用不着劝别人，喝多喝少全凭自己的兴致。
       我无酒量，酒席上一般不端杯。但两三好友相聚，他们喝，我也会跟着，往往一杯啤酒，或是两小盅白酒下肚，就已经脸色发红心跳加速了。大家知道我的酒量不成体统，所以从来不难为我。
       我实在害怕酒席上劝酒的场面。有人确有一套劝酒的本领，巧舌如簧，软硬兼施；软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硬则强词夺理，声色俱厉。或定一点围攻，或枪扫一大片，不管你有多强的意志，总会被他成功瓦解，举杯投降。我总想不通，酒，美酒，本来是好东西，干吗非要灌着别人喝呢？喜欢的自然会喝，用不着你来劝；没酒量的，喝下去头昏眼花很是受罪，岂不是很浪费？不如容给酒量大的人多喝一点。玩命劝酒的结局往往是，美酒变成一堆秽物，真是暴殄天物。
        在古代，酒的地位很崇高，劝酒更是充分显示对对方的尊敬，敬阁下一杯酒，等于敬阁下一份心。又佐以酒令，增添喝酒的热闹的气氛。哪里是如今我等酒囊饭袋直不楞瞪强人所难的敬酒法？
       古人也不是什么酒都劝的。想起冯梦龙《古今谭概》里一个故事，南朝宋明帝决定处死朝廷重臣王景文，派人带着毒酒去他家。王景文正在家中和客人下围棋。看了皇帝的诏书后，他把诏书和毒酒轻轻放在棋盘一边，继续下子打劫。一局终了，收拾好棋盘，才从容把诏书拿给客人看，然后端起酒杯对客人表示歉意：“此酒不堪相劝。”——这杯酒没法劝你喝了。于是自己一饮而尽。
       惊心动魄的一杯酒，喝得如此从容。真正是一饮而尽，饮一杯酒，尽了人生。
       能把酒喝到这份上，才真让人佩服得紧。

                                                  2006年2月16日

　

       

       无意间剥了层柚子和橘子的“皮”，几位顾客看了，竟以为我是水果店里的职业“小开”，专司削皮，于是颇为捧场。那好，识抬举，继续抄书，就说说苹果吧。

        一切的水果中，大约以苹果与人类文明的关联，最为深刻了。想当初，夏娃要不是苹果和蛇的诱惑，就不会和亚当一起，被放逐到人间。西方人至今还称苹果为蛇果，大约正是为了纪念圣经里的这个教训吧。又，苹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还因为它砸过牛顿的脑袋，从而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大门。因此之故，有人戏称，一部西方文明史，差不多是由两只苹果书写出来的。
        很可惜，中国本土不产宗教，我们的传说里，也是兄妹造人，却是不劳苹果两边搭桥；我们本土也不大产自然科学，所以，也不劳苹果坠下砸谁的脑袋。便是砸了，我们出气的方式，往往是砍伐了事。
        当然，最关键的是，远古蛮荒的时代，中土九州根本就没有苹果这种树；到牛顿挨苹果砸的时候，苹果倒是有了，可认得它的人，实在还不多。考中国的苹果史，似乎很费周章，它像是土特产，又像是外来户，身份很是飘忽不定。不知道专门的植物学家，是否认真地给它定过户籍。
        旧有典籍里，最早明确苹果概念的，大约是明代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果谱》，内有“苹果”条：

    出北地，燕赵者尤佳。接用林檎体。树身耸直，叶青，似林檎而大，果如梨而圆滑。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光洁可爱玩，香闻数步。味甘松，未熟者食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惟八九分熟者最佳。

       王象晋的描述，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苹果几乎无异。这也是北方骄傲的地方，水果大多是南方所产为上，但苹果，确是南方长不出的东西。“燕赵者尤佳”，固然不错，但也有可能是作者当时所吃不广，不能完全罗织。我们今天熟悉的，如山东半岛的烟台、辽东半岛的大连以及陕西秦岭等地，苹果也都质地优良，这些地方种植苹果的历史，大约都是在明代前后的。
        那么，明代的苹果，是从哪里来的？是有人从西方带来了苹果树的种子吗？王象晋说是“接用林檎体”，又表明，它是由林檎嫁接出来的。果真如此的话，那真是奇迹，林檎，即今天的沙果，又名花红，也就是说，它是沙果的变种。当时的中国人，难道是自个儿由沙果而“发明”了苹果？从而无意间与西方的苹果殊途同归了？
        我非植物学家，这样的推测，或许贻笑大方。但有关林檎，历史上的记载可就太多了，林檎与苹果的近亲关系，确实是无可辩驳的。略早于王象晋的李时珍，他的煌煌大著本草里，即有林檎的记载：

     林檎，即柰之小而圆者。其味酢者，即楸子也。其类有金林檎、红林檎、水林檎、蜜林檎、黑林檎，皆以色味立名。黑者色似紫柰。有冬月再实者。

        我们今天常见的沙果，多是浅黄而略染粉红，仿佛是迷你型的苹果。但古时似乎五色并重。比如，唐高宗时，纪王李谨就曾以五色林檎上贡，而被皇上赐文林郎，以至后来林檎还有文林郎果的别称。唐人对林檎最是情有独钟，白居易就有“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的诗句，可见当时林檎的种植，是很普遍的。至宋代，林檎肯定还是受欢迎的水果，并且是供奉朝廷的，不然的话，画院待诏林椿怎么会画那幅有名的《果熟来禽图》呢？来禽者，林檎又一别称，意谓果熟之时，芬芳引来飞禽也。
       苹果与林檎一脉相承，或由它嫁接，或由它改良，似乎毋庸置疑。但花开两朵，要各表一枝。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或者更早，苹果未有正名之前，还有过频婆、苹婆果等小名，并且有传说是从西域引进的。这就让苹果的身世，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先看明代张懋修《墨卿谈乘》的记述：

     燕地果之佳者，称频婆，大者如瓯，其色初碧，后半赤乃熟，核如林禽，味甘脆轻浮。按古果部无此，宋人果品亦无之，或以为元人方得此种于外远之夷，此亦或然。按燕中佳果，皆由枝接别根，而土又沙疏，是以瓜果蔬菜易生。若频婆者，得非以林禽核接大梨树而化成者乎？……或曰：矧如由接而成，何以名频婆乎？曰：此胡音也。

        这则笔记是把频婆和林檎当做两样果品的，但也猜测其中或有林檎嫁接之功。再往前，元末周伯琦《扈从诗后序》，已经提到苹婆：

    宣德，宣平县境也，地宜树木，园林连属，宛然燕南。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果有名苹婆者，似来檎而大，味甘松，相传种自西域来，故又名之曰回回果，皆殊品也。

        而往后，大约由于苹果已经逐渐流行，清代陈淏子《花镜》，说得更具体：

     柰，一名苹婆。江南虽有，而北地最多。与林檎同类。有白、赤、青三色。白为素柰，凉州有大如兔头者。赤为丹奈，青为绿柰，皆夏熟。凉州又有一种冬柰，十月方熟，子带碧色。又上林苑有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西方柰多，家家收切，曝干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谓之苹婆粮。
 
        陈淏子的记述最有意思，不仅介绍了有青苹果、红苹果、白苹果之分，还介绍了西域一带有晒苹果干的习俗。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条，更记述了苹婆果冬季的冷藏方法：

　　 十二月……八日，先期凿冰方尺，至日纳冰窖中，鉴深二丈，冰以入，则固之，封如阜。内冰启冰，中涓为政。凡苹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启之，如初摘于树，离乎冰，则化如泥。其窖在安定门及崇文门外。

        看来，早在明代，北京人就已经很爱吃苹果的了。以地窖存储苹果的方法，效果应当很好，北方不少地方，至今还保留了这种做法。至于当时的苹果，味道好到什么程度，也是有记载的。明代大学者谢肇淛在笔记《五杂俎》里，把产自山东青州、濮州（即今鄄城）的苹果，与南方娇嫩的杨梅相提并论：

      青州之苹婆，濮州之花谢，甜亦足敌吴下杨梅矣。

                                 12月4日夜匆草。晚归，风寒刺骨，天大冷。